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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寄乡愁（第1页）

016年6月14日，《西安晚报》一则《西安市秦汉大道改扩建工程西王村综合改造项目正式启动》的消息吸引了我。

西王村，那不是我的老家吗？于是周末驱车赶往久未回去的老家。一进村口，村委会楼上“西王村拆迁指挥部”大型横幅便映入眼帘，多数宅院墙上红色带圈的“评”“拆”字告诉我，拆迁已经开始了。和一些正在搬家的乡党们聊了聊才知道，综合改造的政策是：全村整体拆除，村民货币安置。也就是说给每户一定的货币补偿后，村民自行安置，拆迁完毕后，西王村将不复存在。看着已没有了人气、满目残垣断壁的村子，当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儿时在老家的那些经历，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的老家在西安城东北，灞水东岸、新筑镇西。据记载，从明朝起就有了这个村落，由于村民白姓居多，当地乡党一直称呼为白家村，直到1930年才改称西王村。记忆中的老家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模样。这里属关中平原腹地，放眼望去平川沃野、田畴阡陌，一个个绿树掩映、或大或小的村子点缀其间，宛若美丽的乡村田园画卷。村子有两条巷子、五六十户人家，都是土坯墙鱼鳞瓦的房子，院子也都是用黄土夯成的围墙。老屋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爷爷省吃俭用从一个破落富人家买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二手房。尽管已显得破旧，但当时在村里算是好房，屋高墙厚、房脊高起、四梁八柱、一明两暗。

中间作为灶房和农具的收纳间，两间厢房一间爷爷和堂兄住，另一间住着两个未出嫁的姑姑。前院的一角是猪圈，后院的一侧是茅房，门前屋后栽着槐树、杨树、桐树，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树。老屋的后墙外就是庄稼地，夏天麦浪起伏，秋天则是绿油油的玉米青纱帐……

爷爷是一个与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棱角分明的脸庞上蓄着已经花白的胡子，具有关中农民的鲜明特点：勤劳、倔强、严厉、心气高。奶奶去世早，我们都没有见过；爷爷是这个家里里外外一把手，一年四季面向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汗水和希望都洒在了这片土地上。爷爷务弄庄稼是把式，秋播夏收、扶犁翻地、浇灌施肥，样样都是行家里手。记得当时生产队饲养室有一头黑色的公牛，被村民称作“大黑”。大黑头壮蹄粗，力气很大但脾气暴躁，下地曳犁不踏犁沟，一般人难以驾驭。全村只有爷爷能驯服这头公牛，在爷爷的吆喝下，大黑变得顺从听话，犁沟梨得又深又直。于是爷爷成了大黑的专属驾驭人。每次大黑要下地干活，生产队队长便喊：叫茂田（爷爷的大名）！听村民讲爷爷这样的佳话，作为孙辈的我们感觉很得意也很自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母因忙于工作，每到寒暑假便把上小学的我和弟弟送回老家。尽管老家距西安城只有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如果驾车顶多个把小时，但那时要倒公交汽车、公交电车赶到朝阳门外的搪瓷厂门口，再坐33路市郊客运车到新筑镇上，然后步行二三公里才能回到村子，前前后后得多半天的时间。有时爷爷也会骑着自行车来城里接我们。为了抄近路，雨水少的时候，爷爷就会载着我们走城北向东过灞河。

那时灞河上桥很少，到了河边寻一处水浅的地方，爷爷扛起自行车，我和弟弟挽起裤腿拎着鞋涉水过河。水大的时候则要绕道走灞桥，我和弟弟前梁上坐一个后架上坐一个，一路两三个小时的颠簸，到了村里已是腿脚发麻屁股生疼。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欢天喜地，没有了家长的管束，也不用做作业干家务，可以自由地撒欢儿了。

那时除了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外，每户人均还有几分自留地。所以一回来爷爷便指派我们帮着干活。印象最深的是推水车。那时地里井少，浇自留地都要排队，常常轮到我们家已是半夜三更了，我们被爷爷从炕上拽起来，迷迷糊糊、睡眼惺忪地去推水车。那时电动水车主要浇生产队的地，浇自留地主要靠人力或畜力。一根拳头粗的木杠子，两三个人推着一圈一圈地转，一条铁链子串起的橡皮碗，咯噔噔咯噔噔，从一根碗口粗的铁皮管中往上提水，水顺着一个铁槽子流到水渠里，再导入自家的地里。改水是个技术活，通常由爷爷或堂兄来完成，我和姑姑弟弟主要是推水车，常常浇完地已是鸡叫头遍天麻麻亮了。再一项活就是剥玉米，这个活通常是晚上干，那时电力紧张，照明的办法是在爷爷屋子和灶火的隔墙上掏个洞，在洞中挂一盏低瓦数的小灯泡，这样两个屋里就都能照着。晚上喝毕汤，堂兄把晾干的苞谷棒子倒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木函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家老小围着木函开始干活。一个人先用锥子在一个棒子上戳出两三行，其他人再用玉米芯子往下搓，搓得久了手掌生疼。为了偷懒，我和弟弟就轮番地一会儿去一趟茅房，爷爷就会说：“懒驴上磨屎尿多。”直到干得人乏夜深才收工。几装子玉米往往要干几个晚上才能剥完。还有一项干得多的农活就是往地里拉肥。那时很少用化肥，每年初春麦子返青前和麦收后，我们都要把猪圈里的猪粪起出来，把茅坑里的粪淘出来，用架子车拉到自留地，隔一段距离倒一堆，爷爷再用锨扬到地里。我的任务是帮着堂兄推架子车，推到地里后负责把后挡板提起来。那时我人小力气弱，常常是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还提不起来，这时爷爷就会说：“娃呀，好好吃饭，快些长个儿！”

说到吃饭，那时粮食不够吃，日子清苦，吃饭就像毛主席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早饭大多是苞谷糁和掺了一点白面的玉米面馍，在锅里热一碟用红苕蔓或萝卜缨子的酸菜。

做饭时爷爷总让我拉风箱烧锅，刚开始我不会烧，柴火潮的时候烟大火小，常常被熏得眼泪直流。到了晌午一般都是汤面条，姑姑用一个尧头窑的黑瓷盆和面，爷爷对和面的要求是手净盆净面硬。记得案板架在一个兔笼上，姑姑个儿矮，要踩到板凳上才能擀面。这时爷爷会从炕头的匣子里拿出一张菜票给我，我一路小跑到生产队的菜园子割两分钱的韭菜回来。姑姑一手拿一把熏得黢黑的长把铁勺，一手拿根筷子在灶台上的油罐里蘸一下给勺里滴几滴棉花籽油，再把韭菜一炒，就算是下面的菜了。面条是我印象中最好的饭了。舀面是有技术的。堂兄总是先用勺在汤面上不停地踅，等面都踅到中间再下勺，而且下勺稳准快，这样一勺上来面多汤少。我和弟弟不会舀，常常一勺上来汤多面少，没办法，只能央求姑姑给舀点稠的。吃晚饭叫“喝汤”，基本上是喝苞谷糁或吃中午的剩饭，没下地干活的不给馍吃，如果能蒸几个红苕那就是美食咧。老家的红苕都种在河滩的沙土地里，个头不大，细长皮红，特别干面，嚼在嘴里如同吃板栗一般，那种滋味我至今难忘。吃馍是严格控制的，爷爷把馍搁在笼里吊在屋顶的挂钩上，一是怕老鼠啃，二是让在眼皮底下的娃们不敢偷吃。我和弟弟常常不等睡觉已是饥肠辘辘，实在忍不住就会缠着爷爷要馍吃。爷爷这时就会说：“赶紧上炕睡，睡着就不饿咧……”实在哄不过的时候，也会在馍笼里掰一块馍塞到我和弟弟手里，还叮咛一句：“悄悄吃，嫑叫你哥盯着。”那时家家户户都养着几只鸡，当然是母鸡多，都是散养着，那可是真正的土鸡。刚回老家那会儿，每当听到母鸡咯咯咯嗒的叫声，我和弟弟就争先恐后地跑到鸡窝前，把刚下出来的白生生、热乎乎的鸡蛋掏出来，跑着颠着交给爷爷，盼着爷爷能煮一个给我们吃。但这样的奢望似乎从来没有实现过，爷爷总是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陶罐里，搁在高高的窗台上，等小罐装满了就提到供销社换回几块钱来。只有家里没有酱油醋了，爷爷才会从罐里拿出一个鸡蛋交给我，让我到村里的小卖部换一斤醋回来，还叮嘱我小心拿着，别把鸡蛋摔咧。因为肚子老饿着，我常常跟着堂兄，借着到地里挑草拾柴的由头找吃的。苞谷地里偶尔能挖到小野蒜、小野葱之类的，但大多时候是折甜秆。寻那种绿里透红的苞谷秆，一脚从根部折断，尝一下是甜的，就像吃甘蔗一样满足得不行。有时也钻到离村较远的地里偷挖一个红苕，用衣襟一擦，三下两下啃下肚。有时偷掰两个苞谷埋在笼底，等天快黑了再往回走。回去的路上像做贼一样忐忑不安，低着头怕碰见人。如果被生产队的干部或庄稼的主人发现了，那就不得了，回去少不了要挨爷爷的巴掌。记得弟弟有一次偷吃了别人家地里的棉花骨朵儿，被主人发现后告到爷爷那儿，结果弟弟被爷爷用鞋底子揍了一顿。

尽管那时物资匮乏，肚子里缺油水，记忆中老是饿着，但年少不知愁滋味，童年在老家度过的时光仍然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那时天很蓝、水很清，没有雾霾，天人合一，是那么自然、和谐……每到秋冬，成群成队的候鸟从天上飞过，迁徙的大雁落在河滩上觅食，白花花的一片，嘎嘎的叫声老远就能听见。为了看看大雁长什么样，我跟在堂兄后面，猫着腰蹑着步一点点靠近，眼看剩几十米了，警觉的头雁一声鸣叫，整群大雁扑棱棱飞了起来，翅膀扇起的风从我们头顶上掠过。灞河堤上更是柳树成行，浓荫蔽日。秋天知了、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趁着四周没人，堂兄就会迅速爬上树，砍一些柳条塞到笼底，回家编成担笼或粪笼，那就是家里的劳动工具了。河堤外有一条蜿蜒清澈的小河，长长的水草顺着河流沉浮摇曳，河边常有几个浣衣捶布的农妇和村姑……下到河里，水及膝盖，用小笼沿着河边的水草顺势一捞，一笼底一寸来长、透明鲜亮、活蹦乱跳的小虾让人兴奋不已。可惜那时当地人不吃此物，甚至连鱼都不吃，放到现在那肯定是盘中的美食了。由于我们村距灞河只有五百米左右，村里的井都很浅，打水时用一个丈把长带钩的棍子钩住木桶，一弯腰一摆臂就能打上来一桶水。爷爷说，再往前坐在井沿上脚都能挨着水咧。到了雨季，灞河上游有时发大水，就会冲下来一些树枝和木头，村里的青壮年就拿着长钩跑到河边去捞。但当地多数人不会水，据说有人为了捞木头被水冲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如今灞河的水越来越少了，村里的井已经几十米深了，水位还在逐年下降。

那时乡下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活动，还经常停电，一到晚上整个村就黑灯瞎火的。这时爷爷就会点亮一盏油灯，拿出烟袋锅来，对着蝇头般的火苗抽烟，脸上一明一暗的，整个屋里立时弥漫开呛人的旱烟味……如果是夏天，姑姑就会在院子里铺张凉席。尽管蚊虫很多，叮得浑身是包，但躺在凉席上，晚风习习，耳边蛐蛐鸣、蝈蝈叫，偶尔有流星从天空划过，十分惬意。远处传来几声狗叫，那一定是有走夜路的人了。我和弟弟数着天上的星星，听姑姑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进入梦乡……那是儿时在乡下最美好的记忆了。到了冬天就没有这么惬意了，灞河边上北风刺骨，男人们棉袄、棉背褡、裹裆棉裤、棉窝窝、棉帽子全副武装；女人们更是手揣在棉套袖里，用头巾把头裹得只露一对眼窝，仍然冻得缩着脖子、跺着脚。乡村的房子四处透风，尽管用报纸塞严了，冷风仍飕飕地往里钻，屋里屋外温度差不了多少。姑姑一天要给炕洞里添几次柴火，人们没事就偎到炕上，连上茅房都成了遭罪的事。到了晚上，姑姑把炕烧得热热的，炕上没有褥子只有一张席，四五个人只有两床被子。爷爷怕娃们冻着，总叫我们睡到炕中间，睡到半夜感觉跟烙烧饼一样，身子底下烫身子上面凉，要不停地翻身，那种滋味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

到了过年时，那是孩子们最幸福的日子。一过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风箱声声、炊烟袅袅，蒸白馍、包包子、酿米酒。所谓白馍就是相比平时苞谷面放得少一点、白面多一些的馍，主要是用来走亲戚的。酿酒是有技术的，主要由爷爷来操作。先把小米煮个八九分熟，凉至温度合适将酒曲均匀拌入，放入一个干净的瓷盆用笼布裹严，用棉被捂着放到热炕一角，五六天后就隐隐约约能闻到酒香了。到腊月二十七八，生产队就会在集体的猪圈里挑一头肥猪宰了，每户分两三斤肉和一点下水，那是一年当中难得的见荤腥的时候。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到了年三十晚上，爷爷虔诚地把酿米酒盆子裹的笼布一层层揭开，当最后一层笼布揭开的时候，浓浓的酒香便充盈着每个人的鼻腔，浓香的米酒就大功告成咧，这时爷爷的眼角也会浮现出难得的笑意……姑姑赶忙舀上一勺放入滚水的锅里，爷爷从当枕头的匣子里拿出一个小瓶子，往手心里磕出几粒糖精撒到锅里，一锅热腾腾的米酒汤就做好了。再炒上两三个带荤腥的菜，就算是年夜饭了。一家人吃着白馍喝着米酒汤，其乐融融，幸福满满。吃罢年夜饭开始捏疙瘩（包饺子），饺子馅主要是萝卜白菜和一点肉星，但对一年苦到头的庄稼人已是难得的美食了。初一早上吃扁食，一人一老碗带汤的，调点盐和醋，再加些酱油拌的辣面子，圪蹴到板凳上，狼吞虎咽，咥得咂嘴冒汗，那叫一个过瘾呀……在我的记忆里这才是过年的味道、过年的氛围。初二就开始出门走亲戚了，每个村待客过事的日子都是约定俗成的，初几到哪个亲戚家是年年不变的。那时走亲戚没有汽车，条件好点的一辆自行车驮着老婆娃，尽管颠簸但很风光；没自行车的就全靠步行了。乡间小道上来来往往都是走亲戚的人，小媳妇、新女婿抱着孩子步行一二十里回娘家是常事。挎的篮子里放几个点了红点的枣糕或花馍就是年礼了，如果称一斤白皮点心用麻纸红封一扎，再加上两扎挂面那就是厚礼咧。到了亲戚家，大人们都被让上热炕，焐着腿脚嘘寒问暖、牵线说媒、家长里短；孩子们则上蹿下跳、逗狗响炮，不亦乐乎。到了中午，出门的重头戏———吃流水席就开始咧。那时候的席面无非是蒸碗子、烩菜、小米甜饭和臊子面。

菜一端上来，碗里仅有的几片肉和丸子被娃们一抢而光，大人们只剩下垫碗子的红苕洋芋和盘子里的萝卜白菜可吃。酒是几毛钱一斤的红苕酒，倒在一个底大口小的酒壶里，上面扣一个小酒盅，传到谁斟上一盅，呷下去吱吱带响，一脸满足的样子。臊子面是可以尽饱吃的，饭量大的咥上七八碗才抹着嘴巴、打着饱嗝、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吃罢流水席就该走了，返回时主人会在篮子里放两三个馍作为回礼。那时候穷，送的馍都舍不得吃，你送我家，我送他家，送来送去馍都发霉了也舍不得扔。爷爷会把它们掰成块晒干，此后好长一阵子喝苞谷糁时都会泡着这些干馍块吃。

五十二年前的正月，年长的姑姑要出嫁了。男婚女嫁在乡村可是大事情，娘家的陪嫁早早就开始准备了，绣着鸳鸯的被子、内外新衣、搪瓷脸盆、铁皮电壶、木梳匣子等是那个时候陪嫁的标配。姑姑选中我抱木梳匣子，木梳匣子按现在的叫法就是化妆盒。出嫁那天早上天不亮，街坊邻居、姐妹婶子们就来帮忙，给姑姑梳妆打扮、盘头净脸。姑姑穿上压在箱底的新嫁衣，蹬上自己当姑娘时一针一线纳的红布鞋，坐在炕头，等待接新娘的队伍到来。我也被早早地叫起来，穿上过年的新衣，抱上用红布裹着的木梳匣子。小姑姑还一再叮咛我，一定要抱紧，到了婆家千万别让人抢了去。当时七八岁的我既兴奋又紧张，感觉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任务。新女婿也就是我的姑父，那天凌晨四五点就吆着一驾带篷子的接亲马车，摸黑赶了十几里的路程，天刚亮就停到了爷爷家门口。这时送亲的娘家人便把嫁妆一一装上车，新娘上车前要吃一碗离娘面，象征着娘家对女儿的牵挂。新姑爷也要来一碗卧了荷包蛋的面条，小姑给面里调了盐、辣子面，还偷偷放了一勺碱面端给了新姐夫。只见新郎吃得龇牙咧嘴，三下两下吞了下去。吃毕面，姑姑蒙上盖头被新郎抱上了车，我抱着木梳匣子也被安排挤在车上，那可是其他人享受不到的待遇呀，尽管车上很挤，但我心里美滋滋的。马车出发的时候，我回头看见爷爷站在门口，扬扬手默默地望着载着女儿的马车离去……除了过年，记忆中在乡下最高兴的还有两件事，一是看露天电影，二是“打尜”。每年忙罢（夏收）过后到秋收前，镇上的学校里、周围大一点的村子就会有公社的放映队来放电影。为了占一个好位置，下午早早喝了汤，拿上小板凳三五结伴往放映点赶。放映点一般在学校操场或生产队的麦场上，赶到后用凳子或砖块占一个前排中间的位置，坐着不敢离开，怕被别人占了去。那时放映的通常是《地道战》《鸡毛信》《小兵张嘎》之类的黑白电影，尽管有的我已经看了好多遍，但仍然百看不厌。银幕上打鬼子、杀敌人的画面那叫一个解气，常常是电影结束了我还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那时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就是这些电影里的主人公。电影散场已是月亮升起、星辰满天了。回村的路总是特别长。那时候乡道上没有路灯，土路两边齐人高的玉米地在微风下唰唰作响，黑暗中透着几分阴森。大人们怕孩子落下，常常会说，走快些小心有狼。小孩便紧紧抓住大人的手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赶，完全没有了来时的兴奋。我们这些孩子一路上提心吊胆，总怕玉米地里会蹿出狼来，顾不上看路，有时一脚下去整个脚都陷进泥水中，拔出脚鞋却留在泥里，这时大人就会告诉你：“走夜路要会盯，明是水，黑是泥，麻麻的才是路。”这样的经验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打尜”是乡下男孩子玩的一种游戏，将一个约一寸粗三四寸长的树股子两头削尖，呈枣核状，就是“尜”了。玩法是手握一根一尺来长、手腕粗细的木棍，敲击尜的一头，当尜弹起时抡起棍子将尜击向远处。游戏时分进攻方和防守方，规则是在距起点几十米处画一个一米见方的方框，进攻方首先从起点向方框击打，待尜落地后，防守方在三米开外甩出棍子击尜进行干扰，双方轮流击打，以击的次数少而尜先进入方框的一方为胜。当时我年纪小，不甚会耍，常常是跟在堂兄后面，跑前颠后，吆喝起哄，快活不已。

往事如烟，一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如今老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儿时在老家经历的那些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1984年正月，爷爷去世了，那年他老人家七十八岁。去世前一年，爷爷还撑着带病的身躯重新盖了老屋，尽管还是土坯房，也没有原来的老房子高大气派，但它凝聚着爷爷最后的心血……上了高中以后，我回老家的次数就少了，爷爷去世后老家似乎失去了吸引力，回去得更少了。这次回去，爷爷的老屋还没有被拆掉，也已是人去屋空，在全村都是贴着瓷片的二层三层楼房中显得那么落伍、陈旧，但我还是用照相机留下了老屋的影像。再过一阵子，西王村就彻底消失了，和村庄一起消失的还有这里传承了几百年的人文根脉、村规民约、邻里习俗，当然还有在外游子的乡愁。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父老乡亲也将各奔东西，不知所终……再过几十年，这里的后人是否还知道曾经有个西王村？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爷爷，也以此纪念即将消失的西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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