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和平?和平可能吗?谁希望和平?哈马斯?”一个示威者冲我高呼。旁边一位叫迈克的居民则说,他每次都希望自己乐观,但每次都以悲观结束,“大家都在谈‘路线图’,和平曙光,但‘路线图’还能实施吗?我们受够了。”
“每个人都摇头,每个人都失望,每个人都迷茫!”一位附近鞋店的中年男子这样对我总结,他最后苦笑,“什么时候这里才有真正的和平?也许只有上帝知道。”
报复的情绪溢于爆炸现场许多人言表。警察用枪迫使着每一个靠近现场的记者离开;失去亲人的家属则往往对摄影的记者破口大骂。
在仇恨的痛苦中,记者也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几个小时后,就在距爆炸不远处,一个阿拉伯学生遭到许多犹太青年的围攻和殴打,过往行人远观,但却没有一人上前阻止。
生活还在无奈继续。在这辆已成废铁的公共汽车残骸附近,一趟又一趟的公交汽车继续驶过。车里依然有许多乘客,静默地看着血迹斑斑的废墟,许多人转过头去。
生活是无奈、现实的。记得在上次公共汽车遭遇自杀式爆炸后。一位乘客就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她没有汽车,除乘坐公交车外别无他法。另一位乘客则说,现在她每坐车,都变得有些神经质,每上来一个新乘客,都会使她心跳加剧。
一位出租车司机则这样告诉我:“千万不要坐公共汽车。你如果不怕死,那就尽管去坐。”
没有人会相信这将是最后一次爆炸,也没有人会相信巴以能迅速走出目前的死亡循环:自杀式攻击-以军的报复-更疯狂的攻击-更猛烈的报复……淋漓的鲜血中,是仇恨的加剧,是战火的蔓延,是更多生命的结束。
事实上,在这之后,2004年1月,沙龙官邸旁发生了爆炸,上面提到的中国劳工陈能鹰,就是在这次爆炸中经历了生死一线。我是听着爆炸声赶到现场的,就在我住所100米开外的地方,我当时在文中写道:“这是一个我非常熟悉并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的三岔路口,因为这里是我每次外出回家的必经之路。”
2004年2月,又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发生爆炸。我在新华社发的一篇特写中写道:“路口的红绿灯仍在定时闪烁,一辆爆炸后变形的公共汽车却再也无法挪动。浑身是血的乘客哭喊着从汽车上挤下来,大风将肢体残骸刮得到处都是,现场弥漫着一股浓厚的血腥……”
“爆炸发生在距我住处约300米远处,听到爆炸声后我迅速赶往现场,看到在散发着黑烟的公共汽车旁,刚刚赶到的耶路撒冷警方负责人正在大声指挥着抢救,数十辆警车和救护车风驰电掣拉着警笛从远处驶来……由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踩着碎成珠状的玻璃残渣靠近公共汽车,地上一片血肉模糊,恶心之感让人几乎难以遏止。”
当爆炸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后,谁又能说谁对爆炸能够免疫?作为记者,我非常清楚,哈马斯已不止一次地警告所有外国人离开以色列,因为它们将采取行动将这个犹太人国家“化为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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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外交官事件与中以恩怨(1)
沙龙一次情不自禁地说:“看到中国农田里插秧的妇女,我立刻想起了自己年迈的母亲。”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收藏中国邮票……但友好并不是中以关系的全部。“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使中国看到了犹太人的不可信,以色列大使被斥为“骗子”。外人可能不知道,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还遭到过以警察逮捕,这更凸显一些犹太人对中国人的蛮横……
在中国人眼里,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民族,而且还很富裕。至于以色列国,小国,蛮横,军事力量让世界刮目相看。但不管怎么褒贬,遥远的以色列都不大可能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都很难想象有朝一日中国会和以色列刀兵相见。
外交是一种博弈。虽然以色列方面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东国家,但中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和以建交。这当中,中国要考虑占世界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见,尤其是###世界的反响。即使今天,在中东问题上,当其他欧美国家对以色列轻描淡写几句的时候,中国还可能稍微言辞强烈一点,谴责一下以色列的“野蛮举动”。
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也无法想象会重复几十年前的举动,全国老少为以色列一个大打出手的举动走上街头,声援巴勒斯坦。
以色列心知肚明,从来不将中国的意见放在心上。事实上,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太多了,何必在乎一个中国,更何况,遥远的中国,既没有什么后续的实际举动,也构不成任何实际威胁。
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两个本应该友好的国家,总有一些麻烦。
最近的一桩,则是外交官事件——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竟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引得中国向以色列外交部抗议,以色列方面最终赶忙道歉。虽然我在第一时间获知了此事,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写了一篇有关的“内参”,未能将此事真相见诸报端。现在写出来,也算是第一次将事实还原给世人。
这件很不愉快的事件,凸显中以关系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中国外交官竟被押上警车
事件发生在2004年的3月7日,遭以色列警方逮捕的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位政务参赞刘国民(应其要求取此化名)。在大使馆,刘国民被认为是一个书生气最浓的外交官,四十岁左右,说话慢条斯理,为人相当谦和稳重。
刘国民事后对我说,他根本也没想到会在他身上发生这种荒唐事——他当时正从特拉维夫本-耶胡达大街219号的使馆领事部步行前往该大街222号的使馆主楼,两者间相距约200米。虽然以色列绝大部分政府机关都设在了耶路撒冷,但国际社会出于对耶路撒冷地位未定的立场,只承认特拉维夫是以色列首都。
“当我走到距离使馆主楼大概40米的时候,突然出现两个以色列人,要求我出示护照。”刘国民说。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就在旁边一个小胡同里,停了辆警车,这两个以色列人说他们是移民警察,一定要检查我的身份。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怀疑我是非法劳工,也就是黑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国民正是负责劳工事务的参赞,经常与以色列官员就非法劳工问题进行交涉和商谈。
“也没关系,检查就检查,但很不巧,当天呢我确实没带护照,也是,两个地方就来回几步路的距离,可以说,我就在家门口走动,哪想到警察要查我这个外交官……我向这两位警察解释:我是外交官,护照呢,忘在了办公室,如果不信,我可以立刻上楼拿来,就几步路的距离。”谈到落在自己头上的这件事,刘国民自己也是又好气又好笑。
“但这些警察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拉着我就要往警车上拽。”按照以色列一贯办事方式,非法劳工将立刻送入监狱,并等候遣返。
“碰到这样的以色列人,我是真没辙了。我赶忙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陈大使(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陈大使一听,也急了,马上派了两名同事下来处理。”
“我本来以为,他们来了,完全能证明我的身份,误会自然就解决了。但还是不行,这两个警察还是叫我跟他们走。”
“尤其可气的是,警察还根本不理会以色列人的证明。因为我一直在这里工作,经常从这里经过,沿街的那些小商店主都认识我。他们也跟警察说:这个确实是外交官,你们肯定抓错了。”
无奈之下,刘国民只能随他们上了警车。警车呼啸而去……
大白天,以色列警车抓了中国高级外交官!荒唐至极!中国驻以大使馆官员迅速打电话给以色列负责外交事务的Almog女士。Almog闻听也吃了一惊:抓了外交官,这是外交大问题!她迅速打电话给以色列移民警察部门,经过她的干预,刘国民参赞很快被释放。
“我后来才知道,还有多个中国外交官,也在使馆附近,遭以色列警察盘查,这次我没带护照,警察这么固执,才闹出了这样很不愉快的事情。”刘国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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