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州府衙门中承担狱讼事务的有司,主要是指两个部门,即鞫司与谳司。鞫司专任审理刑案,谳司专掌检法断刑。即一桩案件的审讯权在鞫司,而判决权则在谳司。掌管鞫司的职官唤作司理参军,负责谳司的职官称之司法参军,二者各司其职互不侵紊。这是为了通过二者的相互制约监督,避免偏听独断,防止奸弊冤狱。
宗泽是赞同这种分权互制的司法制度的,认为这比悉凭州府长官一人专断,办案的效率和公正性要强得多。但是,该专断的时候还是要毫不客气地进行专断,亦是宗泽的官场经验。他认为这是职责使然,尤其是在非常时期,若无必要的专断魄力,反而会误事。
六月二十八日这天,宗泽就又要亲自出马专断一回了。因为这天要审理的案件,不是普通案件,而是一桩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间谍案。
行政主官一出马,审判程序便自然而然地合二为一。因而在这一天的堂审中,除了主审宗泽,副审闾勍,司理参军步达昌与司法参军侯云甫亦皆奉命作为陪审出席。担任笔录的,是留守司书写机宜文字宗颖。
那个受审奸细叫牛亨吉,是个出生于辽地的汉人,有三十五六岁模样,生得五短身材,面黑体胖,满脸的横肉上镶嵌着一对绿豆粒大小的鼠目,一眼看去,那副容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唯利是图的奸商。
他的掩护身份也确实就是采购生药的商人。这牛亨吉潜入汴京已经有十来天,这些天来,他不仅自己四处活动着去收集有关汴京军备的情报,还以洽谈生意为诱饵,收买了一个宋人商贩为其刺探宋军军情。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商贩在重金的驱使下,不惜以身试法,每日里便以兜售廉价日用百货为由,频繁出没于军营附近,煞费苦心地接近禁军官兵,以期套取有关禁军兵员装备兵力部署等信息。
然则那厮毕竟不是个专业细作,缺乏相应的间谍技巧,他那些明显地超出经商范围的问话,很快便引起了某些警惕性较高的禁军官兵的怀疑。闾勍接到禀报,就指示部将待其再次出现时,进行了抓捕。那商贩的心理素质又极差,被抓之后吓得屁滚尿流,未待用刑便将事由一五一十全招了出来。
闾勍拿了口供,让那商贩仍然如约去提供情报,就在接头地点,对牛亨吉来了个瓮中捉鳖。
这宗金人间谍案破获得很顺利,但当接下来审讯牛亨吉时,冒出了棘手的问题。因为那牛亨吉被捕后,不仅态度强硬拒不认罪,还十分傲慢地自称是大金国出使汴京的特使,并当真拿出了由金军统帅完颜宗翰亲笔签署的出使文牒。这就不便似对待一般奸细那样断然处置了。事涉国策外交,闾勍不敢擅专,便赶紧上报了宗泽。
宗泽一听即知,这个案子是无人敢于率尔裁决的,无论他想不想专断,到头来都必得由他定夺。这个责任非他莫属。权力与风险的连带关系,到了这种关口就凸显出来了。当然宗泽一向是不怕承担责任的,也正是由于他每每在关键问题上勇于挺身承当,才赢得了历任部属的由衷信服。
尽管牛亨吉到了宗泽面前仍是趾高气扬矢口抵赖,案情真相却不难廓清。宗泽为官起自州县,审案是个行家里手,对于牛亨吉自称其为金国使臣云云,几句犀利的质问便驳了他个理屈词穷:“你是本月几日到汴京的?你在汴京待了多少天了?既是奉命出使,你为何来此之后迟迟不向我官府递交国书?”“你这文牒上写的是出使大楚国,我们这里却并无什么大楚国,你脚下所踏之地明明是我大宋河山。你揣着这张破纸,文不对题地跑到我大宋的京城里来做什么?”“你口口声声言称自己是个使臣,那么你且说来,你之出使有何公干?你到汴京后的所作所为,又有哪一桩哪一件符合使臣身份?”
针对牛亨吉关于其在汴京的种种活动只是出于商业意图的狡辩,更是无须多费口舌。宗泽早已在提审之前,便将功课做足,这时他直接就将那宋人商贩的口供,以及在牛亨吉下榻处搜出的情报记录,给牛亨吉杵到了鼻子底下。
面对宋人商贩的口供,牛亨吉尚可反驳那纯粹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但当看到那份记录着汴京禁军的驻地、布防、兵员、马匹、装备、供给等情况的情报稿时,他却再也不能自圆其说。此前一直努力维持着的镇定和倨傲,至此变得荡然无存。
那份情报稿系用一种柔韧的防水簿生笺写就,密藏在一个特制的皮革佩囊夹层中。记载情报的用语极简,且所用文字既非汉字又非金文,而是中原人很少接触的契丹字符。牛亨吉自谓这个东西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即便是发现了,也读不懂。没想到宗泽不仅已将其搜出,而且还准确无误地予以逐字破译。宗泽在战场上的威名,牛亨吉早就如雷贯耳,今天他终于亲眼见识到了这位老帅的足智多谋。他很后悔没有坚决听从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的叮嘱。完颜希尹曾严肃告诫他,记录情报只可用脑,不可用笔,宗泽非比常人,切莫心存侥幸。现在他除了自认倒霉,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垂头丧气地在审讯笔录上按了手印。
案情审毕,下面的事情就是判决。此案的真正棘手处就是在这里。
当此两国交恶之际,对于一个罪证确凿的军事间谍,断然处决并不为过。但是由于这厮那层所谓的使臣外衣,内中便颇有可虑之处。不要说斩首,就算只判拘押,亦不免遗金军以兴兵借口。
假如朝廷的抗战意志坚定不移,这也没什么。要打就打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就是。问题是目前朝廷的态度暧昧不明,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朝廷的外交方针经常是左右摇摆反复多变。如果金军借口此事动武发难,搞得皇上焦头烂额,很难说本案的判官不被朝廷迁怒于身横遭重处。类似的倒霉先例,在前朝屡见不鲜。
可是倘若只是轻描淡写地将牛亨吉驱逐出境,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泄露了城防军机,且必将助长金军的嚣张气焰,致使其越加肆无忌惮地遣谍入境,严重危害大宋国防。这是宗泽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尽管宗泽深知此案之棘手程度,却是只能迎难而上,无可迂回敷衍。
宗泽知道这事让有司去议,不会议出什么结果,干脆也不为难他们了,当堂便一锤定音:牛亨吉囚入狱中秋后问斩,那个宋人商贩押赴刑场即日斩决。既然天塌下来有宗泽顶着,有司的手脚便无所拘束了。步达昌和侯云甫二话没说,就立即遵照宗泽的吩咐,按照司法程序分头去整理案卷,以及去进行监押、处决案犯的准备工作。
但是闾勍的神情却不似两位司曹官员那么明快。待两位参军离去后,宗泽同闾勍步入签押房,就问闾勍是不是对方才的判决有异议。闾勍回答正是。他建议说,对那个商贩,斩了也就斩了,但对牛亨吉的处置,是不是可再慎作斟酌。宗泽问闾勍,那厮刺探军情铁证如山,将其收监候斩有何不妥?闾勍说单就其罪而论,此判并无不妥。然事涉宋金邦交,却有许多麻烦。这个牛亨吉的生死,恐非我等可定。
宗泽不以为然,说本官奉命镇守汴京,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前者那许多不法盗贼,我说斩也就一股脑地斩了。难道一个金人奸细,我倒斩他不得了?闾勍摇头道那不一样,那些盗贼纵使杀得再多,也不会落下什么不是。但对这个牛亨吉,如何处置方合上意,却是颇难把握。莫说斩首,就是收监,亦未必不会招致责难。宗泽说照你这么说,难道我们只有将他拱手送归金邦,才算处置得体?闾勍道就这么轻易把他放了也不是个事。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且将牛亨吉暂置驿馆软禁起来,同时上奏朝廷仰待圣意。这也是我刚刚琢磨出来的一个变通办法,不知宗留守以为是否可行。
宗泽听了,沉吟有顷,决然回答,你的苦心我能领会,但是这个主意不行。牛亨吉明摆着就是个奸细,抓到奸细不敢依法惩办,反而放到驿馆里供着,我大宋的国威何在?再说他已探得我汴京不少情报,不将他囚押入狱,被他跑了怎么办?处斩一个敌国奸细,乃留守司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无须奏报朝廷。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了主,我这个汴京留守岂不成了个摆设?牛亨吉欲得免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他愿意把他所知之金军军情,全部向我提供出来。否则他的首级是无论如何也留不住的。我知道你顾虑的是我如此行事的后果。后果无非有两个,一个是金军以此为借口出兵,另一个是朝廷怪罪我惹了祸。其实金军若要出兵,有没有这个借口,他都会照样出兵。你再委曲求全,亦是全然无用。至于朝廷怪罪,我就顾不得了。身为朝廷命官,如果一事当前不是先从社稷着想,而是先考虑如何迎合上意明哲保身,依我看这个官员首先就犯了欺君误国之罪。我大宋国运衰败,就与官府中存在大量这样的蝇苟之辈有很大关系。我宗泽无力扭转官场恶习,但起码可以做到不与之为伍。何况老夫已年届古稀,却又何惧之有?
听罢宗泽这番剖白,闾勍心中不由得不充满敬畏。他想若是朝臣中有一半人能像宗泽这样肝胆照人,国事也就不足为虑了。但越是肃然起敬,越是令他为宗泽担心。他劝谏宗泽的话,其实并没说透,也不能说透。
他被朝廷指定留驻汴京,除了担任宗泽的副手,实则还有一个隐秘任务,就是对宗泽在汴京的行为进行监视与牵制,使其不得脱离朝廷的掌控。赵构曾有密旨专付与他,敕其对宗泽要“用心佐助,匡正纠偏”,并着重点明了,在对金策略上要“务求圆通,不得孟浪”。
通过密旨的字里行间,闾勍不难领会这位新朝皇帝畏敌怯战、企图以妥协求平安的本意。他一方面对赵构的这种软骨头态度心怀鄙夷,另一方面却也对朝廷当前的实际难处有所体谅,所以在外交分寸上,颇感不好拿捏。不过无论怎么说,上意不可违。而宗泽的所作所为,完全与上意背道而驰,这就不能不令他十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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