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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分问题，今后将进行讨论，不应留下书面凭证。”屏风后面，数人齐声说道。袁世凯在朝鲜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能听懂简单的朝鲜语。

“王沉吟久之。”——袁世凯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李鸿章。

“有这么多人听着，用不着笔谈吧。”国王无可奈何地说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确答复。我不能回去！笔谈又有何妨？不是一样吗？”

国王只好命人取过笔纸，但他让闵泳韶代笔，可能是提防万一。

国王在笔谈中躲躲闪闪，避过袁世凯的锋芒。尽管是这样毫无内容的笔谈，袁世凯虽再三要求，连一份抄件也没得到。可见，朝鲜政府多么谨慎。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强夺笔谈原本，应该说是学会了控制自己。若在几年前，他早就一把夺过来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鸿章的劝告起了作用。袁世凯在朝鲜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恶评。每逢有事，表示朝鲜是清之属国时，必然由袁世凯出面，这是他的任务。恶评越多越说明他在认真地执行任务，不过，由于年轻任性，做得过火之处也颇为不少。

汉城的外交官集会，袁世凯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绍仪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绝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对等关系，他的官名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词地用了个“交涉”，为的就是强调清廷的特殊立场。所以，袁世凯从来不与外国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显示不与他们同伍。

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权限呢？各国公使开会，他只派翻译出席，自己从来不与别国外交官采取同一行动，并任意出入朝鲜宫廷。他是普通的办事大臣，还是钦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对此，美国驻中国公使接到本国训令，向清政府提出质问。

李鸿章的答复是：“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派到那里去的袁世凯，既可与朝鲜政府直接交涉，又有与各国公使同等之权力。是否出席会议，由他判断决定。贵国质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鸿章为袁世凯声援助威，但因为恶名太大，所以又叮嘱他“切莫操之过度”。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不过，在朝鲜一方看来，袁世凯为了三项附带条件紧紧诘问国王，显得过于执拗了。在朝鲜，处罚高官，需要在国王面前进行讯问。朴定阳因病不能前去，因而不受处罚。显然他的“病”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朝鲜政府往美国派遣朴定阳的同时，还把沈相学派到欧洲去。他得了病，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赵臣熙，到达香港之后，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赵臣熙抵达香港时，正值闵泳翊途经该地。听说袁世凯强烈主张处罚朴定阳，赵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照目前情况，去伦敦和巴黎，不理睬当地中国公使，必然要落个朴定阳的下场。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独立自主的示威，如果会同清政府公使去递交国书，就反倒成了宣扬朝鲜是清的属国，岂不是没完成任务？

赵臣熙没有朴定阳那种勇气。他左思右想，终于以患病为由，从香港折了回来。

朝鲜政府又任命朴齐纯为五国使，接替赵臣熙。五国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国的公使。

朝鲜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项附带条件，起码把第一项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鸿章求情，但没有成功。因此，朴齐纯虽被任命，却终于没能成行。

赵臣熙溜回国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凯获得了“钦差”的头衔。不管外国对他的评价怎么不好，李鸿章总是庇护着他，说：“外国对他评论不好，正说明他忠于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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