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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儿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李鸿章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1890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也是在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做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处罚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

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再回到朝鲜任上时，已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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