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钱慢慢花光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直到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毫无用处,除了报纸什么都买不了。我们靠干面包撑了几天,后来有两天半我什么都没吃。这是很难受的经历。有人做禁食疗法达三个星期以上,他们说到第四天之后禁食会变得很愉悦;我可不知道,我没挨饿超过三天。大概自愿斋戒而且之前没挨过饿的话就没关系。
第一天,我懒得不想找工作,而是借了鱼竿到塞纳河钓鱼,用绿头蝇做鱼饵。我希望能钓到够吃一顿的,不过那当然不可能。塞纳河里全是鲦鱼,但是它们在巴黎围城期间变得机灵了,从那时起除非用渔网,否则绝对抓不到它们。第二天我想去当掉大衣,但走去当铺太远了,我在床上呆了一天,读《福尔摩斯回忆录》。不吃饭,我只有力气做这个。饥饿使人丧失骨气,脑中空空,很像流感后遗症,就好像变成了水母,或是血液被抽走换成温水。我对饥饿的主要记忆就是懒得做任何事,不得不经常吐口水,口水是奇怪的白色絮状,像是沫蝉的吐沫。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任何饿过几天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第三天早晨我感觉好了不少。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做点什么,决定要鲍里斯和我分享他的两法郎,只要一两天,怎么分都行。我到的时候发现他躺在床上,怒气冲冲。我一进门他就爆发了,激动得差点呛到自己。
“他把它拿走了,那个贱贼!他把它拿走了!”
“谁把什么拿走了?”我问。
“那个犹太人!拿走了我的两法郎,那条狗,那个贼!他趁我睡觉时打劫了我!”
看来前一晚那个犹太人断然拒绝每天支付两法郎。他们争论不休,最后犹太人同意给钱。鲍里斯说他以最无礼的态度给了钱,一边给一边说自己多么善良,非要人低头感激。然后,早晨他趁鲍里斯没睡醒把钱偷走了。
这可是个打击。我无比失望,因为我已让肚子对食物有所期待,在挨饿的时候这是大错。然而,令我颇为吃惊的是,鲍里斯并不绝望。他在床上坐起来,点起烟斗分析情况。
“现在,听着,我的朋友,这下死路一条了。我俩只有二十五生丁,我觉得那犹太人不会再给我两法郎了。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令人无法忍受。你相信吗,有天晚上他下流到把一个女人带回来,我还在地板上呢。那低贱的畜生!我还有更糟糕的事要告诉你。那犹太人想从这儿逃走。他欠着一周的房租,他的想法是逃掉房租同时把我踹掉。要是那犹太人跑了我就无处可去啦,旅馆老板会扣下我的衣箱抵房租,他妈的!咱们可得好好走下一步。”
“好吧,但是我们能干什么?在我看来,唯一的法子就是当掉咱们的大衣搞吃的。”
“我们当然会那么做的,但我必须先把我的东西从这房子里弄出去。不敢想象我的照片会被人扣住!好了,我计划好了。我要抢在那犹太人前面先跑掉。开溜撤退,你明白的。我觉得这一步应该这么走,嗯?”
“但是,我亲爱的鲍里斯,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开溜?你一定会被抓住的。”
“啊,当然,这需要策略。我们的老板时刻盯着,以防有人不付房租开溜,他以前就那样。他和他老婆整天轮流蹲在办公间里——真是吝啬鬼,这些法国人!不过我想到个办法,如果你能帮忙就能成。”
我没什么心情帮他,但还是问了鲍里斯他的计划。他仔细向我解释。
“现在,听着。我们必须从当大衣开始。先回你的屋子去把你的大衣拿来,然后回来拿我的,把它藏在你的衣服下面偷偷带出去。把它们拿到法兰克斯布尔茹瓦街的当铺去。幸运的话你应该能搞到二十法郎。然后去塞纳河岸,往口袋里装满石头,回来把石头放在我的箱子里。你明白了吗?我会尽可能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卷在报纸里,然后下楼问老板最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会厚着脸皮假装很随意,你明白的,那样老板当然会觉得这只是一捆脏衣服。或者如果他起了疑心,那偷偷摸摸的吝啬鬼就会像往常一样,上到我的房间去试试我箱子的重量。那些石头的斤两会让他以为箱子是满的。很有才,是吧?之后我就可以回来,把我自己的东西放在衣袋里带走。”
“但是那箱子怎么办?”
“哦,箱子?我们得放弃它了。那可怜玩意儿也就值二十法郎。再说,撤退的时候必须有放弃。看看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1]的时候!他放弃了整个军队。”
鲍里斯为这个计划(他管这叫战略)高兴得几乎忘记了饥饿。他忽略了这个计划的主要缺点——逃跑之后他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一开始,战略进展得很顺利。我回家取了自己的大衣(这样我已经空着肚子走了九公里),然后成功将鲍里斯的大衣偷运出去。之后就出问题了。当铺伙计是个暴脾气、苦瓜脸、爱管闲事的小个子男人——典型的法国办公员——他拒收大衣,理由是它们没有给包起来。他说衣服必须用旅行箱或纸壳箱装起来。这毁了一切——我们什么箱子都没有,仅有的二十五生丁也买不起一个箱子。
我回去告诉鲍里斯这个坏消息。“他妈的!”他骂道,“这下糟了。唉,不论如何,总会有办法的。咱们把大衣放在我的衣箱里吧。”
“但是我们怎么过老板那一关?他就在办公间门口坐着。没辙啊!”
“你真容易绝望啊,我的朋友!我读到的英国人的那股子倔脾气哪去了?勇敢点!我们会做到的。”
鲍里斯考虑了一小会儿,然后又提出了一个狡猾的点子。最困难的在于要吸引老板的注意力大概五秒钟,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带着箱子逃出去。不过凑巧店老板有一个弱点——他喜欢看《体育报》,时刻准备着有人过来跟他讨论报纸内容。鲍里斯在一份旧的《小巴黎人》上读了一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之后他打探好楼梯的情况,下去跟老板说话。与此同时,我在楼梯脚下等着,一只胳膊下夹着大衣,另一只夹着衣箱。鲍里斯觉得时机合适就咳嗽一声。我在那儿等着,浑身发抖,因为老板娘随时都可能从办公间对面的门里出来,那就玩完了。然而,不久鲍里斯便咳嗽了。我飞快溜过办公间跑到大街上,为我的鞋子没有嘎吱作响而欢欣鼓舞。要是鲍里斯瘦一些,计划可能就会失败,他硕大的双肩挡住了办公间门口,他的大嗓门盖过了我发出的噪音。我安全离开之后他也来了,在街角找到我,我们一起开溜。
然后,如此折腾一番后,当铺伙计再次拒绝收我们的大衣。他告诉我(能看出他毫不通融,他的法国灵魂在为此自鸣得意)我没有足够的身份文件,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是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没有去更新,以此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能做的只有走回我的住处,带上必须的文件,把大衣拿到皇家林荫大道的当铺去。
我把鲍里斯留在房间里,自己去了当铺。我到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关门了,要到下午四点才开门。现在大约是一点半,我走了十二公里,六十个小时没吃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系列毫不可笑的玩笑。
然后我奇迹般地转运了。我在布洛卡路上往家走,突然在鹅卵石中间看到了一枚闪闪发亮的五苏硬币。我扑上去,又赶紧跑回家拿了我们另外的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剩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也没有盐,但是我们狼吞虎咽地把这些土豆连皮吃掉。之后我们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坐着下棋等当铺开门。
四点钟我回到当铺。我不抱希望,既然我上次只拿到七十法郎,我还能指望这装在纸壳箱里的两件破烂大衣能换多少钱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但我觉得只会有十法郎,甚至五法郎。更糟的是我可能会被拒绝,就像上一次那个可怜的八十三号。我坐在前排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就不会看见别人嘲笑我了。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一百一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叫道。
“五十法郎?”
这几乎跟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令人震惊。现在我相信那个店员一定是把我跟其他人的号码弄混了,因为谁也不可能把那两件大衣卖七十法郎。我赶紧回家,手放在背后,一言不发走进屋子。鲍里斯在把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
“你拿到多少?”他问。“什么,没有二十法郎?无论如何你至少拿到十法郎了吧?五法郎——那太可怕了,我的朋友,别说只有五法郎。你要是告诉我只有五法郎我就要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扔在桌上。鲍里斯的脸色像粉笔一样惨白,跳起来抓住我的手,握得我骨头都要碎了。我们跑出去买了面包、酒、一块肉,还有烧炉子的酒精,狼吞虎咽了一顿。
吃了饭,鲍里斯变得前所未有得乐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早上只有五个苏,看看现在。我就说过,没什么比钱更好弄了。这提醒了我,我有个朋友在方达瑞路,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贼!他清醒的时候是天下最大的贼,但奇怪的是他在喝醉的时候异常诚实。我觉得晚上六点他应该已经醉了。我们去找他吧。他很可能分期先付一百。他妈的!他可能给两百呢。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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