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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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
第一节文人的权力角逐
政党是政治进化中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国家有政党的存在,并不可悲,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如此,也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二是说:作为政党,既然已经做了结党的事情,就不应该逃避。三是说:党派之间的纷争应该都是政治问题。而不能将宫廷问题和个人问题容杂其中。如宋代的党派,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些,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只能称之为朋党。
宋代的朋党之祸,虽然是在元祐绍圣以后非常激烈,实际上在仁宗英宗的时候就应经埋下了祸端,这就是范吕之争。接着他们继续发展的就是英宗时候的濮议了。到了神宗主政的时候王安石创行新法,旧党对他肆行攻击。畏惧王安石的权势而附和安石的人,开始逢迎*,反对旧党。新旧两党互相排挤,造成党政之祸。
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有汉代的钩党,唐代的牛李党。在此之后的党祸,有明代的东林党,复社党,这些都可以说是小人在陷害君子。只有宋代的党祸不是这样,他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很不容易分清谁对谁错,要辨别他的正误,无异于自寻烦恼。总的来说,不过是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而已。
推断宋代朋党之祸特别激烈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由朝廷重文轻武:二是由于权力太过集中。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时期的教训,藩镇权力太大,武人粉墨登场,纷纷称王称帝。赵匡胤自己也是这样黄袍加身的。所以采取了偃武修文的国策,极力抑制武将,重文轻武渐渐成了风气。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武官的地位就非常低下了,即便有才能的武官也得不到选拔与重用。这样一来,使得那些有才华的人都不得不靠这个从政。宋太祖全面控制了各州郡的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反五代时期君弱臣强,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太重的现象,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以那些有特殊才能和想建立功名的人,都开始在京师穿梭游走,四处寻找门路。而当时的京师,不是像现在的立宪制国家一样设有国会,可以有很多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实际能参与国家政务讨论的,只有宰执(宰相与执政简称。宋先后以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等事、同知枢密院事为执政,合称宰执。)这样的人而已。其次则是少数的如馆职(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都在崇文院内,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增建秘阁,另置官属,三馆和秘阁总称崇文院。三馆有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秘阁有直阁、校理等官,这些官都称为馆职,掌管三馆、秘阁典籍的编校。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职,把崇文院并入秘书省,秘书省的著作郎、校书郎等也叫做馆职。北宋的馆职要求很严,一般文士要经过考选才能授职,南宋后授予渐滥,不象北宋时受人重视。明、清两代称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为馆职。)台谏(官名。唐时,台官与谏官分立。唐、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合称台谏。清代统归于都察院,职权不再分别,虽亦统称台谏,与宋之台谏性质有所不同。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主要职务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宋代台谏,实即御史台、监司、谏官连称。《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三:“天子耳目,寄与台谏,而台之为制,则有内台,有外台。外台即监司是也。”后世废门下省,谏官随之废除。明代给事中职兼前代谏议之责,因此称给事中为给谏,而通称御史为台谏。)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宰执升进的阶梯。为何如此的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这么少的位置可以成为树立功名的凭证呢?难怪有这么多人相互竞争了。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2)
所以,宋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争夺政权的历史。小人争斗是为了谋取私利,而好人也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报复而不得不与其争夺。因为争斗的很急,便难免会出现意气用事,彼此互相诋毁,而将朋党的名义加之于对方。于是*与旧党相互倾轧之祸,便从始至终一直贯穿着整个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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