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家,教我的孩子。”
“噢,”小辫子惊异地张大眼睛,“纪大哥!”
“来吧!小辫子,”纪远鼓励地说,“我家的地方很大,空下好几间卧室没人住,而且,四个孩子也真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教教他们,可欣是最怕寂寞的,一定会欢迎你,如果你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保证你会生活得很快乐。”
小辫子垂下了眼帘,当她的睫毛再扬起来的时候,她的眼眶里已充满了泪,点点头,她轻声说:
“要请家庭教师是假的,给我找个安身的地方是真的,对吗,纪大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愿意去住。祖母死了以后,你不知道我多寂寞!而且,我相信祖母有知的话,她会赞成我去的。她一直那么喜欢你,说你像我那个被日本人征去当兵,一去不回的爸爸。当然,”她又加了句,“你的年龄只能当我的纪大哥。”
就这样,小辫子迁入了纪家,而且,立刻和可欣成了好友,又和孩子们建立了一份很良好的关系。七岁的真真始终有种反叛性,不大肯和人接近,小辫子融解了她。笑容逐渐涌现在真真和念念的面颊上,童稚的欢乐恢复了,何况,可欣又那样竭尽全力地去照顾这两个小女孩。小辫子热心地教他们念书,教他们游戏,教他们“爱”。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一个孩子还能“孤立”自己。于是,一天,真真主动地走到可欣面前,第一次喊她“妈妈”。把她的小手放在可欣的膝上,她用发现大新闻的口气说:
“妈妈,我知道怎么分别小威和小武了,小威的头发边上有一颗小痣。”
“真的吗?”可欣发生兴趣地问,故意不在意她所称呼的那声“妈妈”——她一直拒绝喊可欣作“妈妈”。
“真的,只有一点点大。”
“你怎么看到的呢?”
“我帮他梳头呀!他的头发总是乱七八糟的!”女孩子到底是女孩子,她已经要照应比她小的弟弟了。
孩子们交朋友是容易的,孩子们和大人的亲近也是容易的,没有几天,这个家庭已和洽得不能再和洽了,到处都有欢笑,到处都有温情,只是,嘉龄仍然不知流落何方。
快要过旧历年了,天气出奇地冷,接二连三来了几个寒流,又加上一直在下雨,气候坏到极点。这样的气候下出门旅行,似乎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但是,纪远却对这旅行抱着极大的兴趣和希望。他终于接到情报,说嘉龄在台中一家舞厅中化名献唱,他立即赶往台中,好在台中没有雨,可是,也冷得相当够受。
晚上,纪远来到了那家名叫蓝星的舞厅,这不是第一流的舞厅,布置得非常粗俗,暗沉沉的灯光,雾腾腾的空气,加上一些廉价的香水味,舞池里人影幢幢,不断地扭动旋转,音乐疯狂地响着,充满了世纪末的情调。他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立刻有两个舞女舞到他面前来,他摇摇头,慢慢地燃上一支烟。
侍者走了过来,他叫了杯橘子水,对侍者轻轻讲了几句话,侍者狐疑地望着他,然后走开了。没多久,侍者陪着舞厅的经理过来了,纪远拉开身边的椅子,和那经理交换了一张名片。经理不解地问:
“你请我来有什么事吗?纪先生?”
“我来打听一个名叫银妮的歌女,听说她在这儿献唱。”
“是的,”经理微笑了,“你喜欢她?”
“她很受欢迎吗?”纪远答非所问。
“说实话,并不怎么受欢迎,”那经理坦白地说,“她很固执,爱唱的歌才唱,不爱唱的就不肯唱。她的年纪也大了点,现在,比她年纪轻,什么都肯唱的歌女很多……”经理咽住了,觉察到自己透露得太多了,“纪先生问她做什么?”
“她的真姓名叫什么?”
“她姓杜,我们就叫她银妮小姐。”经理说,“她是被高雄舞厅介绍来的,我们和她签了一年合同。”
“合同满了没有?”
“我知道了,”经理自作聪明地说,“你想请她去唱歌,是吗?合同还没满,钱倒都给她预支光了,我并不反对和她解除合同,只是她得先偿还欠的钱。”
“一共欠了多少?”
“大概一万元左右,要查一查才知道。”
纪远掏出了支票簿,说:
“你能去把她的合同和借据找出来吗?我要马上带她走,我希望没有什么牵缠。”
“呃,”经理呆住了,“那——那不大好办,她这样一走,临时没人接替……”
“在她借款之外,我另外赔偿你五千元,怎样?”
经理错愕地望着纪远,不知道这是哪儿跑来的“大头”。对于银妮,他们早就不满了,既不肯跟客人周旋,又不肯暴露色相,死死板板地唱她那几个“艺术歌曲”,天知道,到这儿来的客人还有什么艺术的?再加上她那份坏脾气,动不动就砸东西骂人。假若不是因为她欠了太多的钱,他们早就要请她走路了。现在,忽然从天上掉下来这样一个人,愿意为银妮清偿债务,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点了点头,他站起身来,基于江湖义气,他又踌躇着说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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