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6年正月初八,柴荣亲征。在他一路快马加鞭赶赴前线的时候,寿州战局开始出现变数。
当初听闻李毂引兵来攻,南唐朝野震动。几十年来未与中原政权交过手,况且刚听说了新登基的柴荣在高平巴公原的英勇事迹。因此自皇帝李璟以下,纷纷感到不安。
李璟不得已,召回了一些大臣研究对策,并对枢密院进行了改组,国家转入战时体制。
经一番筹措,南唐做出了两条应对措施:
一是任命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军2万前往寿州,会同寿州守将、清淮节度使刘仁赡共同组成第一道防线。
二是任命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为主将,团练使姚凤担任都监,领兵3万前往定远(今安徽定远县)布防。
定远位于滁州(今安徽滁州)以北,而滁州与沿淮河一字排开的寿州、濠州又构成了一个倒三角,且位于顶点。
在定远驻军,既可随时策应一线的寿州至濠州防线,又可在不利时退保滁州,拱卫处于江南、近在咫尺的金陵。
而此时寿州城下的态势则是,南唐守军全部入城防守,李毂率领主力攻城。同时留下少部分兵力,防守位于西北的正阳浮桥。
这种情况下,南唐刘彦贞在前来为寿州解围的时候,选择了一个较为奸猾的举动。
他将部队分为水、陆两军:
陆军由自己亲率,由盛唐县(今安徽六安市)向北行进,做出直扑正阳浮桥的架势;而水军则自东沿淮河逆流而上,直指寿州与浮桥。
李毂在获知情报后,心里不禁发慌。
虽然他自信在寿州城下不惧任何唐军,但前线部队的所有后勤补给尽皆仰仗浮桥过河;
如果刘彦贞全然不顾寿州而直扑浮桥,那他还真的无法承担如此损失。
经过反复比较,李毂最终做出了从寿州城下撤军,全力回防浮桥的决定,并同时派人向正在赶路的柴荣汇报这一部署。
柴荣此时已距离寿州城不远,他听到李毂的作战部署后大吃一惊,马上让人快马加鞭通知李毂,部队不能撤。
与此同时,他安排李重进带领骑兵星夜兼程,赶往正阳浮桥布防,以策应李毂。
柴荣之所以如此部署,因为他深知:两军交战,撤退往往比前进困难。
事实正是如此,在李毂宣布退守浮桥之后,部队发生了一定的慌乱,以致于撤退时李毂甚至无法从容部署,只得把多余的粮食就地焚烧。
此时正巧刘彦贞领兵赶到,见此情景大喜过望,便决定追击掩杀。
然而寿州守将刘仁赡,却死死劝阻刘彦贞不要追击,而是与自己一道,趁周军撤围的时间窗口,抓紧部署寿州防御。
刘仁赡素来通晓兵事,在南唐很有名望。前些年南唐征伐南楚的战役,尽管身边都是一群窝囊废将领不堪大用,但刘仁赡却鹤立鸡群、表现十分亮眼。
这才被李璟委以重任,担任清淮节度使,辖区为寿州、光州。
五代以来,为了吸取唐朝教训、防止节度使做大,无论是中原政权还是其他各国,都纷纷对各自的节度使辖区进行了分割,削减其兼领的支州数量。
这样一来,造成了很多节度使其实只统领了区区1州之地,从之前的省级官员退化成为了地市级官员。含权量与中晚唐时期动辄掌控数州之地的节度使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即便如此,各国朝堂仍会对节度使严加防范。
以南唐为例,清淮节度使作为及兼领支州的头部封疆大吏,历来是朝堂重点防范的对象,这也造成了刘仁赡在寿州被多方掣肘,无法全力施展。
起初,每年冬天淮河水位下降之时,为防范中原进攻,南唐依惯例都会派兵沿河布防,此举被称作“把潜”。
后来因为几十年来双方无战事,寿州都监便下令停止“把潜”。
都监,虽名义上只是二把手,却因为身为皇帝亲信、担负“监督”主将的重任,往往会骄横跋扈、凌驾于主将之上。
即便深知撤销“把潜”对训练和战备影响很大,但刘仁赡却也无力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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