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一同跨战区调动的还有曹彬,这个人就更不简单了,在宋朝初期,赵匡胤大力培养提拔新晋将领替代前朝宿将和石守信等一干铁杆兄弟之时,曹彬在其中并不是职务最高、冒尖最早的。
但是当几次大战的洗刷历练之后,他却能在最后和潘美一起成为宋初(太祖、太宗两朝)军界双臂,除了顶尖的军事能力之外,便是依靠远超常人的政治觉悟和做官精髓。
关于这一点我们后续再慢慢解读,曹彬的故事现在才只不过刚刚开始。
最后我们简单对赵匡胤这次伐蜀之战的战前部署做一个简单总结:
先说兵力:
此番共动用兵力6万人,两路人马大体相当,除少部分地方的厢军外,其余都是禁军主力。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中央的禁军总数不过10余万众,考虑到防备北汉、契丹和京城驻防,赵匡胤可以说为了伐蜀已将兵力使用到了极限。
再说将领:
对于蜀地来说,地形的隔绝封闭和当地政权已自立数十年的实际,使得赵匡胤在选择将领的问题上颇受限制,他很担心如果选择功勋宿将伐蜀,一旦成功后会出现另一个割据政权。
而南北两路大军之中,很明显以北路为主力,在两路将领都不是威望高、资历深的功勋宿将前提下,赵匡胤选择王全斌作为主将,看重的是他军事能力强、年岁长,想来应该沉稳持重。
但是反过来,选择像王全斌这样的人做主将,也会有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压不住阵。
这里的压不住阵并非指在战场上,而是战场外。
这就要说到唐末五代以来军队的老毛病了,就是部队战胜以后习惯性的劫掠。
此乱象倒也不是没有逻辑成因,从军阀的角度来讲,他们身处乱世、征战厮杀,过的是有今天没明天的动荡日子,他们顾不上考虑争取民心。
从士卒的角度来讲,这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主子拼命,就是为了获得暴利,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对于主子毫无忠诚可言,但凡哪个军阀敢禁止部队劫掠,下场轻则队伍动荡重则军阀本人身死灯灭。
虽然到了后周柴荣尤其是赵匡胤时期,他们为了实现统一已经开始着力整顿这种恶习,并颇有成效。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部队劫掠仍然不能完全杜绝。
此前宋军平定荆湖,慕容延钊的部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才引发了李处耘和慕容延钊的争执,这就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例子。
更甚者,此次宋军征伐的对象蜀地,天高皇帝远,加之长久自立,在将领和士卒眼中,这个地方的地域及民众同类的属性非常弱,根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下等敌国和下等公民,抢掠他们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和障碍。
所以各种因素叠加,这次征伐后蜀极有可能出现超乎想象的动荡。
赵匡胤当然知晓其中之利害,所以他在精心部署过部队的领导班子后,几次三番的就部队纪律和重大关切事项嘱托王全斌等。
他先是以极其严厉的态度和口吻明令:
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邱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
紧接着,他还在大军出征前特意宴请王全斌等,先是强调军事方略、鼓励王全斌取胜的信心,紧接着抛出了他思谋已久的终极大招,他明确指示:
这次伐蜀,但凡攻下任何一座城寨,朝廷只要铠甲兵器和粮草,其府库里的钱帛,主将可以做主全数分给全军将士。
怕王全斌不能正确领会,赵匡胤最后还特意强调:
我想要的,只是西川的土地。
担心士卒要抢掠,也考虑到王全斌他们可能压不住阵,我先把底牌亮出来,后蜀的各处钱库你们随便拿,激发了将士奋战的雄心同时也再次强调了之前划定的红线,即绝对不能骚扰官吏和百姓。
如此一来,既给广大士卒吃了个定心丸,也给王全斌等人统军治军开了个后门予以扶持。
对与赵匡胤来讲,这已经是一个与其之前人设不符、远远超出原则且让步极大的决定了,但向来实事求是、追求实效的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将领能力、部队战斗力对比悬殊、且已经掌握了后蜀所有关键军事情报的情况下,赵匡胤早已对此次伐蜀之战有了一个精准的估计,
那就是:灭蜀易、平蜀难。
他已经做到所有他所能做的了,剩下的就要看王全斌一干人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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