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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个信念 冷静地面对一切（第1页）

心平气和最重要

电视剧《成长的烦恼》讲的都是烦恼之事，但是他们对儿女、邻居的宽容，最终都把烦恼化为了捧腹的笑声。

人的烦恼一半源于自己，即所谓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芸芸众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争强好胜失去一定限度，往往受身外之物所累，失去做人的乐趣。只有承认自己某些方面不行，才能扬长避短，才能不因嫉妒之火吞灭心中的灵光。

让自己放轻松，就是心平气和地工作、生活。这种心境是充实自己的良好状态。充实自己很重要，只有有准备的人，才能在机遇到来之时不留下失之交臂的遗憾。知雄守雌，淡泊人生是耐住寂寞的良方。轰轰烈烈固然是进取的写照，但成大器者，绝非热衷于功名利禄之辈。

俗语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说。古人与人为善之美、修身立德的淳淳教诲却警示于世人，一个人若胆量大，性格豁达方能纵横驰骋，若纠缠于无谓鸡虫之争，非但有失儒雅，反则终日郁郁寡欢，神魂不定。惟有对世事时时心平气和、宽容大度，才能处处契机应缘、和谐圆满。

如果一语龃龆，便遭打击；一事唐突，便种下祸根；一个坏印象，便一辈子倒霉，这就说不上宽容，就会被百姓称为“母鸡胸怀。”真正的宽容，应该是能容人之短，又能容人之长。对才能超过者，也不嫉妒，唯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热心举贤，甘做人梯，这种精神将为世人称道。

人活着愉快，就得少烦恼；要少烦恼，心胸就得阔大一些，宽广一些，学会宽恕自己和容忍别人，这就叫做宽舒人生。本来，生活就应该从容不迫，悠然自得。

心平气和，首先就得接受自己和自己的天性，不会对自己要求过分苛刻，也不会因看不起自己而焦虑不安。遇到不幸和灾祸，他们会像其他人一样痛苦，但是他们能够想得开，而且能照常生活。他们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为可能发生的灾祸忧心重重，他们会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但是不会为此身心憔悴。

心平气和的人生活得很随意，他们摸透了自己的脾气，知道自己的欲望和观点，干什么事都不用先去调查求证，或者察颜观色，看别人的意见，他们只管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同时，心平气和的人非常能够容忍他人，容忍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知道生活是变化无常的，这是个人所无法改变的现实，人不但要接受这种现实，而且还要从这种现实中找到乐趣，大可不必提心吊胆、顾虑重重地生活。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他们总是采取承认的态度，承认之后再去慢慢琢磨它，了解它。

关键时刻要沉着

“做大事业的伟大人物，经常存着“风雨当头，力挽狂澜”的决心，用生命与死神、与命运、与恶势力搏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入到中国大地上，疯狂、嫉妒、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大陆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神志不清、上窜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为癫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紧急指示》的下达，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心犹如在火上烤。他心痛的是国家陷入到如此疯狂混乱的境地，他更气愤的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们的险恶用心。但他知道，忧与气都是没用的。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的人来撑住局面。他要凭一己之力独撑局面。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然而，周恩来抱定力挽狂澜的决心，紧紧抓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和平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11月17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连表示担心。

刘澜涛、吕东、吕正操等一批政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就地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累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周恩来这种精神，从侧面证明：恐惧心理、怯懦心理、苟安心理、退却心理，这是伟大人物临危处事的大敌。

一切伟大人物的特殊表现在于：拥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勇于冒险的豪迈性格，坚忍不拔的坚强毅力，敢于担当、敢于承受的高尚精神。一个事业家，如果不能担当大任，不能在关键时刻独擎危局、力挽狂澜，就永远没有出入意料的成就。

做为一个普通人，处于横逆困苦的环境里，也要能忍得住气；遇上患难危险的到来，要能沉得住气；遇到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要能鼓得起气。有责任之心，有担当之心，自然就能无所畏惧。

处变不惊是一种境界

在我们党内，有许多领导人都具有临危不惧、应对从容的大气。刘少奇和叶剑英就是其中的两位。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9000余人奉令北移途中，于皖区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上官云相、顾祝同所率80000余人的伏击，皖南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叶挺军长被扣，项英政委被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面临着巨大困难，蒋介石狂嚣取消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内部一时群龙无首，情绪十分低落。

怎样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带领新四军走出困境呢?这是在华中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日思夜虑的问题。对此，刘少奇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策略和斗争技巧，他一面向党中央汇报皖南新四军被围歼的情况，提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一面根据中央部署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

同时，党中央的所有领导成员也都愤恨难以自抑，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未能冷静思索。得悉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4日，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愤然发出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马上准备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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