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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棵是石榴树（第2页）

解放到这所学校，“三中队”是拉板车的运输单位，拉煤、拉黄沙、拉砖头……凡是需要拉的都拉。然而，他却带来了一卷评诗的文章，其时正是有正正经经的诗歌作品读的年头。后来，在评论老诗人艾青的诗时，叶橹写道:“一个人在生活中经受的曲折坎坷，对于强者来说，只不过是磨炼和升华他的意志的催化剂;他会在这种催化剂的激发下变得更加顽强执着，对生活更加怀着热烈的爱而感受到奋斗的欢欣。”

叶橹的爱和欢欣属于诗。如果看到他对复出的那一代中年诗人如公刘、邵燕祥、刘湛秋、青勃、晓雪、韦其麟，以及对新一代青年诗人舒婷、顾城、梁小斌等人的诗歌所倾注的热情，就知道这种爱多么深挚，这种欢欣多么令人悠然神往，我对叶橹的认识应该就从这里开始。（摘自费振钟为叶老的《诗弦断续》一书写的序《一个人的世界:经验、智慧与诗》，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

著名评论家费振钟的“这样的虚拟的对话，常常使虚拟者自己感动”，也感动了我，好像他三十年前说的话似乎就是代我说的，似乎预见了我从虚拟走向了现实。

我的耳朵有些不灵，最初和叶老“对话”，听了好几次才明白“三中队”是什么意思。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我，一下子不能把眼前的叶老和曾经拉板车的叶老联系起来。可是正如费振钟先生写到的，也许正因为有了“三中队”，才有了后来的“高邮师范”，有了后来的著名诗歌评论家叶橹。

因为有了叶橹的加盟，高邮师范的文气越发昌盛。从母校先后走出了不少文化名人，单以兴化而言，大腕重量级的，王干是一个，费振钟是一个……

我对高邮师范十分自恋，因为高邮师范是我的大学。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村上第一个金榜题名者。当年全公社就考取了两个人:一个进扬州商校，另一个是我，进了高邮师范。尽管高邮师范是中专学历，但在村里人眼里我就是堂堂正正的大学生。

高邮师范虽然不是大学，却藏龙卧虎，聚集了一批大师级的教师，在今天实属罕见。两年的师范生活，我有幸遇到了诗评家叶橹和数学特级教师金成梁两位老师……（晓橹（王桂国）《高邮师范》，《兴化日报》2015年4月10日）二　一棵是石榴树，还有一棵也是石榴树她们，一个叫郭德珍

一个叫茅庆玲

一个是医务室的医生

一个是管财务的会计

那是在高邮，在那个搬运公司

您累了，消闲些时

常会到她们办公室来坐坐

和她们唠嗑家常，和她们讲您的故事……

那时您还没有被他们找到

还没调到高邮师范

更没有后来的扬州师范，扬州大学的叶橹教授没有后来的著名学者诗评家

没有后来那么多的人喊您叶老，老爷子……

叶老，读到的关于您的文字

不知为何她们的名字，我印象那么深感觉那么好

不知为何我竟然想到

您就一直待在那个小城也挺好

您还可以，看书看累了

还可以下课了，放假了，还可以去看看她们您还可以每天走过那条校园的小路看到，一棵是石榴树，还有一棵也是石榴树———

叶橹:“我从芜湖那边回来，又到搬运公司的三中队来。就是拖板车的叫搬运公司。搬运公司下面分几个中队，我所在的就是三中队。根据政策，安排下放人员到高邮去工作。

从1976年到1980年，我就是在那里待了4年，1976年过了春节到‘三中队’报到的。这之前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回去说是要落实下放人员政策。我当时在芜湖，因为一个朋友帮助，在一个队办厂做采购员。我是下放人员。当时有个知青回城安排工作的政策。我也作为下放人员安排的，这就被安排到高邮搬运公司三中队。

搬运公司的领导姓郭，大胖子，说你是个大学生，我这里从来没有来过大学生。他打算安排我做文字工作，我觉得不行。我说我有历史问题，不能做文字工作。他说你先帮我做好。一个月以后，人事科长就把我调出来了。郭主任对我还不错的，就安排我做采购。他知道我以前在生产大队做过采购。采购也很简单，到时候去买东西。做了一段时间采购，领导又让我做工会工作。

从1978年到1979年，右派平反很频繁，政策不断地松动，而且还有消息出来了，但是我在的那个地方消息不灵通。有一天，杨文翰（晓雪）还在云南，给我来信说，现在右派的问题好像要解决。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

有一天在那报纸上看杂志的目录。看到《南京大学学报》的目录，有程千帆的一篇。我想程千帆怎么到南大来了?我就立即写了一封信，有话不敢说，请南大学报将信转给程千帆先生。

究竟是哪一年看到南大学报的，这个记不清了。那应该是七几年，《新华日报》还登《南京大学学报》目录的。原来程千帆先生调到南大来了，我也不知道。最后就是南京大学学报将信转给程千帆的。

程先生收到了我的信，马上给我回信，让我到南京来。于是，我就到南京去看望他。他询问我的情况怎么样，还问我打算怎么样。我说程老师能不能帮我换个工作环境?他跟我讲，我带你去见南京师院的中文系主任，他姓孙，也是个老师。然后他把我带到孙望家。他早年也写诗，跟程千帆是很好的朋友。

程老师带着我，到孙主任家让我跟他谈。我就把我的情况向孙主任做了全部介绍。然后他就让我回去写个材料。回来后，我就把我过去的经历写成了材料，寄给了孙望。孙主任收到了我的材料后就将其拿到南师党委会上讨论，党委会很快就通过了，决定把我调到中文系来。谁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发布文件，由于“文革”期间大量的工农兵学员进入高校，现在人浮于事，于是冻结人事调动。真没办法，只能就地安排吧，所以后来落实了，就这样我到了高邮师范任教。

我还告诉你，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是武大想要我回去的，武大当时知道我，‘帽子’什么都已解决，我真的想回武大。但是中途也是为了老婆的户口，武大知道我老婆是农村户口，弄不过来。那时武大有人跟朱延庆恰好在一起开会就谈了起来。他说你们高邮有个叶橹，你怎么不找他呢?高邮师范这些人原来也不知道我，就问叶橹是个什么人，于是就给他讲我当年的情况。

我的正式平反是在1980年。早在1979年，中央就决定把右派全部平反的。我的平反是由高邮来负责的。高邮方面成立了5人小组，他们就派人找我谈，就是说你现在的问题要解决，还要准备安排你工作。我说我就在交通局部门，我也不想到高邮师范学校教书，没想到。

那时朱延庆发现我这个情况以后，就跟朱超讲，就去找交通局局长方成，有没有个叫叶橹的人?朱超是当时的高邮师范的校长、负责人，然后就去找方成，交通局就派人寻找叶橹。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叶橹。后来就再来打听，了解到我的原名，于是再到交通局找到我，跟着方成、朱超、朱延庆，我就回来了。

我说我不行，我这么多年连书都没有看，不知道还能不能教书。

我不肯去。方成在旁边，他过去当过高邮的法院院长，当过公安局局长，现在是交通局局长，老干部。他说，你去，你老婆不是农村的嘛?我负责把你老婆户口解决，那还不行嘛。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就去了高邮师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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