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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996年巴勒斯坦选举（第1页）

有些国家在举行初次选举时，或者在强大（或腐败）的执政党统治下，在野候选人对参选感到犹豫。卡特中心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在此等国家为选举提供服务。卡特中心应政府、政党、国家选举官员之请参与选举事务，尽管它对当地人民不拥有任何权力。由于时间和经费有限，卡特中心只能在相信现场观察对确保自由公正选举完全必要时，才会派员支援。卡特中心的团队监测过六十多次选举，而对巴勒斯坦三次选举的观摩是卡特中心最有意思、富有挑战性，也是最重要的活动。

虽然自1983年起，我同巴解组织一些领导人在埃及和叙利亚会面，但首次私会阿拉法特是在1990年4月访问巴黎期间。那次会谈，罗莎琳做现场笔录，阿拉法特在一批巴解组织领导人簇拥下现身。他的态度十分友好，显然带着感激，因为有机会同

美国知名人士直接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我注意到阿拉法特的助手非常依从他的意见，但他对实质性和敏感性问题，不大愿意明确回答，仅表示有待内部协商达成共识。他对拒绝接受《戴维营协定》表示遗憾，承认没有仔细研究过所有条文，包括以色列军事和政治力量撤出所占领土。他知道我曾为巴勒斯坦建国作出呼吁，指出第一个步骤就是民主进程，敦促我考虑给予支援，确保巴勒斯坦人能选举自己的政府。我答允只要得到以色列准许，我和卡特中心将会高度参与巴勒斯坦的各类选举。我力促阿拉法特履行在奥斯陆的诺言，即修订巴解组织章程以接受以色列的存在，但他的回答模棱两可。

阿拉法特虽未与以色列领导人直接接触过，但他对不同党派和领导权之争了如指掌。我的笔记本上写着他针对沙米尔总理和一些年轻政治人物提出的问题，这包括尤西·贝林（后来参与商定日内瓦倡议）和埃胡德·奥尔默特（现任总理）的看法。我们的会晤属私人性质，但我事前也告知国务卿贝克并得到了非正式批准。不料法国总统密特朗临时发出邀请，我们两人决定应邀前往爱丽舍宫拜会他，一时媒体报道不断。我对此略感不适，而阿拉法特则心满意足。

初次会面以后，我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一直保持联系。作为《奥斯陆协定》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选举总统和立法委员会成员时，阿拉法特请卡特中心提供援助。我们同全国民主学会一起接受了这项任务，后者是以加强民主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经常与卡特中心合作。观摩巴勒斯坦选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它能够说明圣地的许多问题和挑战。我们于1996年1月抵达后马上发现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一切方面的全面控制。以色列定居点遍布所占领土，并正在迅速建造连接各个定居点以及连接定居点与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而巴勒斯坦人不准使用或经过一些主要道路。此外，在对巴勒斯坦行人或车辆开放的道路设置了100个以上永久性检查站。我同观摩小组其他成员会面后，相继同美国外交人员、巴勒斯坦民意调查员、政治候选人以及选举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议。我获悉选举委员会四个星期以前才刚刚成立，而候选人只有三个星期进行竞选活动，但有700人具备参选议员资格，议会88席，6席保留给基督徒，1席保留给撒马利亚人。具备参选总统资格的仅阿拉法特以及一位不大闻名的萨米哈·哈利勒女士。

选举面临许多问题，我同佩雷斯总理以及负责西岸和加沙安全的乌里·达杨将军逐项讨论。他们向我保证：各主要检查站开放通行，以色列士兵不进入投票所，选民不会受到恫吓。我看见东耶路撒冷有许多宣传标语，恐吓阿拉伯居民如果投票就会丧失身份证和居住许可，被剥夺社会服务。以色列领导人告诉我们：张贴这些标语的团体是宗教色彩浓厚的激进组织，并答允尽量清除这些标语。选举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认为这是被占领土，而以色列声称这是以色列国的一部分。

选举的主要问题是：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到底是以居民身份投票，还是作为外国人以缺席选举人身份投票并将其选票须在东耶路撒冷外点算，阿拉伯籍居民约20万人，只有4000人左右会得到投票许可——而他们也只能到5个邮局去投票，而其中4个邮局面积十分狭窄。在约12万登记选举人中，有决心和交通工具者离城外出也许可在近郊村庄找到投票所，这包括拉马拉、贝萨尼和伯利恒。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选举就无从进行。

我和罗莎琳到加沙城拜访阿拉法特，他和妻子苏哈及小女儿住在那儿。穿着粉红色漂亮套装的小不点很快就爬到我膝盖上安坐，同儿孙逗乐这一套毕竟我在行。摄影记者拍了多张照片，然后请阿拉法特抱她一会儿，哪知道一抱起就哗然大哭，伸出手来要我。大家笑将起来，都怪这位总统候选人公务繁忙，不能跟自己的女儿加深感情。在我们严肃交谈时，我责怪他逮捕为新闻媒体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和人权积极分子，但他毫无悔意，声称这些人挑起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我敦促他修订巴勒斯坦全民宪章以放弃暴力和承认以色列，他声称这一点在《奥斯陆协定》及其后的和平进程中已做到了。我还敦促他让这一回选出的立法委员会享有最大的自主权，他答应这样做，并且说在斋月（穆斯林教徒每年斋戒和祷告之月，恰恰在那个周末开始）过后即举行立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应阿拉法特之请，我同激进的伊斯兰团体哈马斯组织的马哈穆德·查哈和其他领导人见面，该组织拒绝承认以色列，并声称不放弃暴力行为，逐渐同阿拉法特的非宗教性的法塔赫分庭抗礼。我敦请他们接受选举结果并放弃暴力。他们答应不干扰选举，将来“如果以色列停止压迫”，他们就放弃暴力。他们告知有参加稍后举行的市级选举的打算，但无意加入立法委员会。

东耶路撒冷的投票问题关系到选举的成败。幸好在投票未开始前，我们终于想出一个折中办法：投票箱的口开在投票箱顶部边沿处。巴勒斯坦人可以说竖向投进选票就是现场投票，而以色列人可以说选票封套横向投进就是邮寄信件。

在选举日，我和罗莎琳走访了很多投票站，我们的观察员每次接获投诉都尽可能加以解决。早晨，在东耶路撒冷来投票的人还不多，约有50名穿着制服的以色列警察站在各人口处，甚至在各投票站，夸张地对着排队投票的巴勒斯坦人脸部拍摄录像，两位携带证件的当地观察员到达较大的投票站后随即被逮捕，其中一人在被扭送牢房的途中遭受毒打。

这则消息像野火燎原般在耶路撒冷迅速传开来。在巴勒斯坦人离城投票须通过的主要检查站，一名年轻上尉告诉我长官下令记录每个人的姓名。我打电话给达杨将军汇报这些情形，其后检查站放行，但差不多到中午时分，耶路撒冷各投票站警察的人数才开始减少，最后一部录像摄影机终于收起来了。据达杨解释，这样做可以限制以色列右翼分子滋事，防止发生暴力事件，但巴勒斯坦选举人显然受到恫吓，结果仅有1600名耶路撒冷选民投下（或者寄出）选票。

我们的观察小组当天收集并分析来自约250个投票站的报告。总体来说，在登记选民中约75%投了票，而加沙的投票率则高达85%以上。在耶路撒冷以外的1696个投票站，只有两处发生问题。在杰宁检查站，3名巴勒斯坦人遭以色列警察射杀，但该村居民60%投了票。令我们最惊讶的是，妇女投票异常踊跃。加沙和大多数地方日常在公共场所几乎见不到妇女，而各投票站这次却被她们挤得水泄不通。

阿拉法特得到88%的选票，当选总统，法塔赫组织和加盟的独立人士一共赢得立法委员会席位约75%。选举完毕后，我再次敦促阿拉法特尊重当选的立法委员会的独立性，诚意争取哈马斯和其他人参与，早日举行市级选举以及尽快对巴解组织宪章作出修正。有些十分能干的独立人士当选，其中包括在拉马拉极有影响的基督教徒发言人汉南·阿什拉维。阿拉法特告诉我立法委员会有15名妇女，因为“汉南一个顶十个”，大家不禁大笑。

以色列是否释放约5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永久性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显然取决于双方的诚意。佩雷斯总理宣布准许巴勒斯坦民族理事会（巴解组织的立法机构）全体成员前往西岸和加沙，以便修订巴解组织宪章。这是令人欢迎的消息，因为法塔赫组织许多活跃成员长期以来被以色列指控为恐怖主义分子，拒发巴勒斯坦境内的旅行许可。新任总统阿拉法特的办公室设在拉马拉，继续争取对被占的西岸和加沙的全面控制权。

我们全体国际观察员对选举的质量十分满意。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不但授权成立政府，同时也授权以巴和解。可是，也有人提醒我们：极度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仍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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