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战争的惨败导致了拿破仑三世的下台,随后成立的国防政府屈辱地向普鲁士投降,愤怒的巴黎人民集结起来,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国防政府的统治,临时政府宣布废除拿破仑三世,成立法兰西第兰共和国。手握兵权的巴黎总督特罗胥将军担任政府主席,此外政府成员还有以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和七月王朝保皇派。当天晚上,临时政府组建内阁,保皇党的特罗胥成为总理。当时,普法战争仍在继续,法国面临着普军的威胁。9月5日,新内阁在《致巴黎国民自卫军》公告中自称为“国防政府”,并声称它只有一个愿望:“拯救祖国”。他们所谓的“拯救祖国”的途径就是祈求欧洲列强出面调停。国防政府特地派出了政坛元老梯也尔出马,这位在政坛几起几落、每次都能成功东山再起的梯也尔跑遍了欧洲各国,最终也只能铩羽而归。因为欧洲强国如果看不到利益,是不会轻易插手的。
而此时,普军已经兵临城下。色当惨败后,普军长驱直入。由于国防政府的消极抵抗,9月18日,普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了对巴黎的重重包围。手握筹码的俾斯麦同意和谈,国防政府大喜过望。然而普鲁士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即使是迫切需要和谈的国防政府也不敢答应。
巴黎被包围了。尽管甘必大冒险乘热气球到外省寻求援兵,尽管巴黎市民组建了3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不断进行突围战,然而坚守梅斯要塞的巴赞元帅的投降,国防政府的软弱无能,让巴黎的突围看起来是那么无望。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官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1月23日,国防政府与德国展开和谈,1月28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了停火时间及双方的停火线;命令巴黎交出全部防御工事和大批武器弹药;驻扎巴黎的军队除了保留一个师以“维持秩序”外,其余全被宣布为战俘;法国必须在3周内选出国民议会,进行正式的谈判。
根据协定,国民议会于2月8日进行选举,新选出的国民议会任命梯也尔为政府首脑。2月28日,梯也尔和俾斯麦分别代表两国签署了预备和约。和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大片领土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国民议会就是否批准这一和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许多愤慨的议员投了反对票,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的议员甚至以退席表示抗议。但是一切都是于事无补,和约仍然是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
消息一传出,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了巴黎人民的熊熊怒火。梯也尔为了镇压可能爆发的起义,陆续从外省调集军队进入巴黎。此时,国民议会又通过了一系列不太高明的决定:迁都至凡尔赛;取消大多数国民自卫军的军饷;废除房租的延期缴纳,债权人有权要求立即收回到期债务。议会的决定将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推向了赤贫和破产的边缘。
3月17日晚,梯也尔派兵偷袭蒙马特尔高地,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结果被市民发现,由此引发了巴黎人民起义。3月18日,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巴黎人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起义,并迅速占领了市政厅等政府机关。梯也尔政府见势不妙,急忙逃往凡尔赛。
起义胜利后,成为临时革命政府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宣布进行民主选举。3月28日,由各区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巴黎公社庄严宣告成立。当天,大约20万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普通市民欢聚在市政厅广场上,庆祝自己政府的成立。主席台上放置着共和女神雕像,广场四周红旗招展,间或也有几幅镶上红边的三色旗。在乐队奏完《马赛曲》与《出征歌》之后,也被选入公社委员会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朗维埃高声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将政权交给公社。”顿时,广场上礼炮轰鸣,“公社万岁!”的口号响彻空中。
巴黎公社建立伊始,就力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在3月29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中明确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命令或通告,今后对国家各机关的职员,一律无效”。同日,公社在另一项公告中又宣布,废除征兵制,国民自卫军为唯一军事力量,它由一切能服军役的公民组成。该公告同时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任何军事力量,均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紧接着,公社又陆续宣布取消旧的警察机构,解散原有的军事法庭,关闭塞纳省民事法庭。
与此同时,公社也力求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全国最高立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它建立了直属公社的10个委员会,执行、财政、军事、司法、治安、粮食、劳动、工业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与教育,由它们具体分管各个方面的日常工作。公社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在委员会内部,从来不存在绝对权威。委员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展开讨论,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公社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为了使社会公职不再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公社废除了国家机关的高薪制,高级官员的特权也被取消。根据规定,担负最高行政领导职务的公社委员的年薪不过6000法郎,“大体上其相当于巴黎较好行业中一个聪明勤劳的优秀工人的工资”。更有甚者,公社后来还颁布法令,禁止兼职兼薪。公社在改善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状况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还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
梯也尔在派兵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时,曾亲往凯道赛的外交部大楼督战。由于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普通民众奋起反抗,梯也尔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出了巴黎。惊魂甫定的他一回到凡尔赛,就立即策划对巴黎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为了加紧拼凑镇压大军,他向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增派援军,但征集到的军队寥寥无几。于是,梯也尔乞求俾斯麦施以援手。3月28日,也就是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根据法德双方在卢昂签订的协定,德国同意梯也尔把法国军队的人数从4万增加到13万,允诺交还法国战俘(共达10万人),并准许梯也尔利用这些战俘与公社作战。从4月2日起,凡尔赛军队开始向巴黎进攻,遭到了公社社员们的英勇反击。4月中旬,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双方的损失也与日俱增。这时,共济会等团体曾想出面调停。但一心想要制服巴黎的梯也尔拒绝了一切调停。而公社方面也毫不示弱,明确宣布:“调停即反叛。”愤怒的公社战士们扣押甚至杀死了一批人质,还把坐落在圣乔治广场的梯也尔私宅夷为平地。
虽然巴黎公社的战士们在反击凡尔赛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英勇精神,但及至5月中旬,形势对公社来说已极为严峻:首都的粮食供应由于巴黎被严密封锁而困难重重;对防护巴黎至关重要的一些炮台相继落入敌手;本来就不多的弹药即将告罄……。尽管如此,当梯也尔穷凶极恶地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勇的巴黎人民丝毫也没有想到向敌人投降。
5月21日下午,在隐藏在巴黎的内奸的接应下,凡尔赛军队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冲进了巴黎市区。由此,“五月流血周”开始了,公社社员们筑起了数以百计的街垒,与杀红了眼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28日。最后的激战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碑之间。在这里,约200名公社战士同5000名凡尔赛军队的官兵浴血奋战。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在墓地东南部的围墙下被集体枪杀。此段围墙的内侧后来被称为“公社战士墙”。
在“五月流血周”中,整个巴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在战火熄灭后,梯也尔仍然在巴黎大开杀戒。有两万人未经法庭审判被杀害或枪决,此外,1万3干人被判处流放阿尔及利亚或新喀里多尼亚。与巴黎公社有关的镇压活动一直延续到1874年。不过,巴黎公社社员们并没有被反动当局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监狱、法庭、刑场或流放地以大无畏的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凛然正气。公社失败后不久,担任过公社委员的著名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满腔悲愤地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国际》。17年后,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这首诗作谱了曲。从此,《国际歌》就成了一首被全世界无产阶级世代传唱的战歌。诚然,巴黎公社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激励作用不容低估。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巴黎公社的失败毕竟使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巨大损失。他们当中最优秀的战士有的牺牲,有的坐牢,有的流放。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损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
曾对巴黎公社作过深入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鲁热里认为,公社是法国在“19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是19世纪法国的革命史诗的顶点和终点”。需要补充的是,公社也是巴黎史诗的顶点和终点。随着它的失败,巴黎通过革命迫使全法国接受新制度的时代被画上了句号。从此,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它也不再迫使外省接受自己的革命法令。
资产阶级共和制确立
巴黎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迁回巴黎。梯也尔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但是在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看来,他却是带来和平奇迹的“救星”。在一片歌功颂德中,梯也尔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
梯也尔是一个颇有才干的人,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深入人心的举措。他发行公债,筹得大量资金提前支付了赔款,从而使普军提前18个月撤出法国领土。同时,他还在整顿军队、改组国家机构、恢复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但当梯也尔的声誉达到顶点时,他和君主派的矛盾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自从七月王朝倒台后,身为王朝重臣的梯也尔见风使舵,看到共和制对他有更大的好处,便极力鼓吹共和制。这让君主派很不满,他们将梯也尔视为了眼中钉,恨不得拔之而后快。法国付清赔款后,他们认为梯也尔的利用价值已经消失了,于是迫不急待地动起手来。5月24日,控制了议会的君主派把梯也尔弄下台。梯也尔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当晚,倾向君主派的麦克马洪元帅宣誓就任总统。
君主派有两个系别,分别是以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伯爵为首的奥尔良派和查理十世之孙尚博尔伯爵为首的正统派。为了顺利实现复辟,两派打算联手。起初,双方的谈判还比较顺利,协商后决定一旦恢复君主制,先由年长的尚博尔伯爵登基,待他去逝后由巴黎伯爵继位。然而没过多久,事态急转直下,尚博尔伯爵突然宣布不会放弃“亨利四世的旗帜”。所谓“亨利四世的旗帜”指的是象征波旁王室的白旗,而巴黎伯爵坚决主张使用三色旗。因为旗子的颜色问题,两派的和解搁浅了,这让当时许多君主派人士捶胸顿足。
正当君主派内部矛盾重重之际,共和派的影响却逐渐扩大。同时,此前被两派忽略的波拿巴派也已兴起。拿破仑三世当时虽然已死,但是其独子已成年,波拿巴派打出“皇太子”这张牌,意图复辟帝国。波拿巴派的坐大之势,对君主派和共和派产生了威胁。利益权衡之后,两派携手合作,试图遏制波拿巴派的势头。
1875年1月30日,确认共和制为正式政体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以1票的微弱优势得以通过。这项修正案表意模糊不清,没有明确宣布建立共和制政体,因此被戏称为“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同年2至7月,议会先后通过了三项宪法性法律:《关于参议院组织的法律》、《关于政权组织的法律》、《关于政权机关间组织的法律》。这三个法律文件统称为1875年宪法,亦称第三共和国宪法。第三共和国宪法是法国宪法史上绝无仅有的最简单、最经验主义的一部宪法。它一无序言,二无理论说明,所有法律都仅限于分别阐述各个机构的选举、组成、职权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
第三共和国宪法确定了“两院制”,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的权力和组成有宪法效力,其地位远高于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同时,它又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包括任命军政要员,在参议员赞同下解散众议院等等。显然,这部宪法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妥协的产物。因此,它是在一片冷漠中通过的:议员们既无热情,又无掌声。在温和的君主派眼里,这是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的共和国,是“较小的坏事”;而在温和共和派眼里,这是一个与其设想的宪政计划相去甚远的“妥协的共和国”,它还需要大力改造。
1875年12月31日,君主派占多数的本届国民议会在完成其使命后自动解散。在此前后,共和派在参议院75名终身议员的选举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中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由此,君主派在参议院只占微弱多数,而众议院则被共和派掌握了压倒多数。不过,共和国总统仍然是那位要到1880年才任期届满的君主派元帅。就这样,在这个“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呈现出以代表保守势力的总统与参议院为一方,以共和派占压倒多数的众议院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
1876年3月8日,新选出的参议院正式集会。按照议会制惯例,众议院或下院中多数派首领是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但麦克马洪却无视这一点,拒不授命作为共和派首领的甘必大组阁,反而从奥尔良派左翼中挑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杜福尔当内阁总理。与此同时,麦克马洪还以政局需要为名,责令杜福尔保留前任内阁中的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位(两人皆为君主派)。受制于总统的杜福尔内阁上台伊始,就受到众议院共和派多数和参议院君主派多数的左右夹攻。在处处碰壁、无所适从的窘境中硬撑了半年多后,杜福尔被迫在同年12月初交出权柄。
12月13日,麦克马洪责成温和共和派茹尔·西蒙组阁。总统之所以要西蒙组阁,一则是因为他觉得西蒙比较温顺,容易控制;二则是因为西蒙与甘必大素有嫌隙,可借此加深共和派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当然,从客观上说,任命西蒙也是君主派总统对众议院共和派多数作出的无可奈何的让步。以共和派身份执掌内阁,西蒙堪称第三共和国史上的第一人。
应当承认,西蒙是一个不乏小聪明的政治家,他在议会两院亮相时的不同表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他站在众议院的讲坛上时,他先是大声标榜:“我完全是一个共和派”,继而又小声补充道:“也完全是一个保守派。”反之,在参议院的讲坛上,他先是低声说道:“我完全是一个共和派”,然后又立即拉直嗓门表白:“也完全是一个保守派。”然而,虽然西蒙机灵有余,但一心想走中间道路的他不仅未能左右逢源,反而受到两面夹击:君主派因为西蒙内阁在众议院多数派的压力下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共和派的政策而对西蒙愤愤不平;共和派则因为西蒙反对教权派势力不力而对他横加指责。
当时,教权派肆无忌惮地掀起了旨在颠覆共和国的新浪潮。在这种情况下,甘必大在1877年5月4日在议会发表重要演说,严正警告教权派:“你们要么不做法国人,要么服从法律。”甘必大还引用其朋友的一句话来结束此次演讲:“教权主义,这就是敌人。”在这一随即传遍全法国的著名演说的推动下,众议院的共和派多数迫使西蒙接受了一项议程,谴责“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活动”。
素来以保护教会为己任的麦克马洪在读了甘必大的演讲稿后大动肝火,而这一议程的通过则更使他暴跳如雷。于是,他不仅准备向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反击,同时也决定与在他眼中已沦为甘必大同谋的西蒙分手。5月16日,麦克马洪致函西蒙,责备他对共和派采取纵容态度和在众议院面前软弱无能,并强调他作为总统要对国家负责。麦克马洪还向西蒙宣称,他“宁肯被推翻,也不愿受甘必大指挥”。
西蒙接信后被迫辞职。一个共和派内阁就这样被一位君主派总统逼下了台。此事史称“5·16危机”。“5·16危机”的发生拉开了君主派向共和派反攻倒算的帷幕。5月17日,麦克马洪任命布罗伊再度组成君主派内阁,并让波拿巴派核心人物富尔图担任内政部长这一要职。面对君主派的反扑,众议院的363名共和派议员以惊人的一致对布罗伊内阁投了不信任票。麦克马洪见众议院不肯就范,在按宪法规定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于同年6月22日悍然解散了众议院。当此令下达时,甘必大充满自信地说道:“离开时,我们是363人;回来时,我们将是400人!”尽管在共和派眼中,麦克马洪的作为无异于政变,但平心而论,他的作法确实不乏法律依据,可以说,“5·16危机”既是共和派与君主派两大势力斗争的缩影,也是在国家制度上议会制与总统制之争的反映。
新众议院的选举定于10月14日举行。由于共和派和君主派都知道,这次普选是双方一决雌雄的最后机会,故竞选是在异常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君主派利用其执政地位,动用巨资开展攻击共和派和支持君主派势力的宣传攻势,甚至不惜采用行政、司法等高压手段,肆无忌惮地打击共和派势力,如撤换了1743名共和派市长,解散了613个支持共和派的市镇议会。在君主派的嚣张气焰面前,共和派也毫不示弱。同时,他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地团结在甘必大周围。至于共和派无可争辩的首领甘必大,此时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民主政体的旅行推销员”。在他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下,共和派获得了此次众议院选举的胜利。
1877年11月7日,新众议院集会。甘必大担任了众议院议长。面对选举失败,心有不甘的一些君主派分子曾打算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他们中有人甚至扬言:“只需一个指挥得当的营,便能奇妙地弥补宪法的缺陷。”不过,深知大部分官兵已倾向共和制的麦克马洪没有这样做。12月13日,共和派再次组阁,夺回了行政权。第二年1月,共和派又乘参议院三分之一议员改选之机,赢得了参议院的多数。
1月30日,见大势已去的麦克马洪被迫辞职,提前一年结束了他的总统生涯。在其辞职后,共和派格列维当选总统。至此,众参两院、内阁、总统职位已尽数被共和派掌握,共和派全面胜利的格局已然形成。令人回味无穷的是,议会两院还作出了几项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动议:将国家机关从凡尔赛迂回巴黎;《马赛曲》定为法国国歌;7月14日定为国庆节。这些动议的通过与实施表明:尘埃已经落定,资产阶级共和制在法国的大地上最终确立了。
https://www.cwzww.com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abxsw.net dingdianshu.com bxwx9.net
kenshu.tw pashuba.com quanshu.la
tlxsw.cc qudushu.net zaidudu.org
duyidu.org baquge.cc kenshuge.cc
qushumi.com xepzw.com 3dll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