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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拿破仑帝国(第1页)

一场摧枯拉朽的大革命,将拿破仑·波拿巴,这个普通的科西嘉岛岛民推上了时代的最前沿。从此,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军人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纵巴黎上流社会奢华无度,纵情人约瑟芬美貌无双,这位原本就是为战争而生的军事巨人没有片刻停留,在欧洲战场上叱咤风云20余载。

三级会议召开

1789年,这是一个不独在法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亦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因为,曾经对整个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于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

当该年的首页日历刚被撕下时,2800万法国人正在吞食着1788年灾难性的农业歉收的苦果。后者使法国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社会动荡日益加剧。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围绕着“人类应该在怎样的基础上缔造自己的社会?”,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辩论正在六边形的国土上展开。在争论的双方中,一方打着维护历史传统的旗号,积极鼓吹神赋权利、等级制度和行业组合;另一方则宣扬人类的创造性,主张天赋权利以及理性和正义。这场涉及哲理的政治辩论的关键所在,一言以蔽之,就是确认占法国人口23的第三等级拥有何种地位。

这年春天,全国上下流传着数以百计的反封建的小册子。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首推西哀耶斯修道院长在1789年1月发表的《什么是第三等级?》。这位背叛了自己等级的教士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文笔犀利。他在这本立即被第三等级人士奉为“圣经”的小册子中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第三等级对自己处于被束缚和被压迫状态的愤懑,充满自信地表达了第三等级的参政要求:“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在此之前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求什么?有所作为。”一时间,人们在街谈巷议中经常能听到这些“格言”。

自1614年最后一次召开以来,已经中断了175年之久的三级会议将于是年5月召开。为此,从2月份起,法国举行了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根据国王颁布的选举规则,前两个等级,即贵族和教士的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而第三等级的代表则由复选制选举产生。各地在选举代表的同时,还得应国王的要求,填写陈情书。因而,各个等级和各个阶层均力图在陈情书中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据统计,全国共有6万多份陈情书,这些陈情书构成了一部反映大革命前夜法国状况的内容丰富的史料。凡阅读和研究过这部史料的人,都对陈情书中感情的自然流露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读一读第三等级的陈情书,然后再读一读贵族的陈情书,法国社会当时存在的两大鸿沟可谓一目了然。其一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鸿沟,这是一条法律上的,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的鸿沟;其二是在赋税方面把人们分隔开的鸿沟。

从这些陈情书的字里行间,人们还可感受到这样一种现象: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举国上下,不论哪个阶级都对“锁匠国王”及其君主使命充满信任。在不少陈情书中,作者把路易十六誉为“诸国王中最开明、最可敬、最优秀的国王”,“人民之父、使法兰西获得新生的人”。法国人此时对国王的爱通过其在陈情书中对那些“渎职的大臣”的大肆攻击而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崇国王,抨击大臣,换言之,把“善良的”国王同卡隆之流滥用权力的大臣对立起来,构成了此期法国舆情的基调。

选举结束,三个等级分别推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其中教士代表291名,贵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级代表578名。在第三等级代表中,近一半是在选举中能言善辩出尽风头的法律界人士,此外也有不少商人与银行家,至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无一当选。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等级还选举了几个背叛特权等级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其中有贵族米拉波和教士西哀耶斯,这两人虽均其貌不扬,但后来却分别以其“声音”和“思想”成了第三等级最为杰出的代表。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专制王权崩塌了半边。人们热切地迎接会议的到来,然而国王却让代表们失望了。他没有提出改革方案,而是反复地叮嘱他们要防范新思想。深受瞩目的财政总监内克则把会场变成了听他絮絮叨叨念诵账单的报告会。

第三等级的代表对国王和内克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他们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政治上获胜。在会议上,他们提出限制国王权力,将三级会议变成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提议,并进一步要求三个等级在一起开会,以人数计票。第三等级的代表比第一、第二等级加起来的人数还多,一旦此提议通过,实际上便剥夺了贵族和教士对会议的控制权,国王和特权等级自然不愿让步。

经过一个多月毫无结果的斗争后,特权阶级顽固的对抗让第三等级的代表忍无可忍,他们决心摆脱贵族老爷们的牵制独立行动。

攻占巴士底狱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成立了国民议会,且自赋批准税收的权力。国民会议的成立让国王和贵族们惊恐万分,6月20日,国王关闭了第三等级的会议厅。当第三等级的代表前往会议厅时,却碰了个闭门羹。愤怒的代表们在议长巴伊的带领下,集合到网球场开会并宣誓:永远不脱离国民会议,直到制定王国宪法。这一事件被称为“网球场宣誓”。

22日,御前会议召开,三个等级的代表齐聚一堂。国王傲慢地宣布17日第三等级通过的决议无效,并暗示如果第三等级不服从,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对付他们。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义愤填膺,在国王和其他两个等级代表离场后,他们仍然拒绝离席。由于第三等级的抗争,会议继续进行。第三等级代表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对民主和公正的坚定信念。

在第三等级的感染下,一些教士和贵族也参与了会议,并强烈要求国王同意国民会议通过的所有决策。看着呼声愈涨,国王让步了,27日,他宣布特权等级加入到第三等级成立的国民议会中。消息传出,整个巴黎都沸腾了。在人民的支持下,国民议会成立了制宪委员会,后又自行命名为“国民制宪议会”。

国王让步了。消息传来,凡尔赛和巴黎一片欢腾。尤其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更是沉浸在这场斗争胜利的喜悦之中:从此之后,三级会议不复存在,国王的权威将被置于国民代表的控制之下。欣喜之余,代表们决心乘胜追击,制定宪法,创建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7月7日,国民议会创立了一个制宪委员会。7月9日,它又自行命名为国民制宪议会,至此,一场合法的革命在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大功告成了。

然而,国王表面上作出了让步,但暗地里却在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宫廷中决心不顾一切地维护旧秩序的顽固派贵族的唆使下,把数以万计的军队调到巴黎和凡尔赛周围。随着大批军队陆续开到,尤其是绝对服从国王的外籍军团在巴黎外围的集结,国民议会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在米拉波的提议下,国民议会上书国王,要求撤走军队。但是,路易十六不仅继续调兵遣将,而且还在7月11日解除了内克的职务。

7月12日中午,深得人心的内克被免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全城震动。“贵族阴谋”在人们心目中更加具体化,并激起激烈的反应。在刚刚被奥尔良公爵开放为公共娱乐中心的罗亚尔宫花园里,卡米尔。德穆兰,一位不到而立之年的律师爬上了一张桌子,用激动人心的演说向民众指出此事意味着什么:巴黎面临的是对爱国者的大屠杀。粮食极缺、物价飞涨早已使巴黎市民的愤懑情绪达到极点,而德穆兰的演说无异于是一根扔向火药桶的火柴。只听当场就有人喊道:“拿起武器来吧!”很快地,大街上垒起了路障,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地武装了起来。一些富有想像力的示威者冲进寺院大街的蜡像馆,取走了内克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蜡像,然后,他们给蜡像披上黑纱,抬着它们在街头游行。游行者中不仅有人喊:“内克万岁!”和“奥尔良公爵万岁!”,甚至有人异乎寻常地喊道:“路易十七万岁!”当游行队伍来到旺多姆广场时,一队龙骑兵向他们冲来,并砸碎了内克半身像。愤怒的示威者把这些龙骑兵团团围住。后者直到指挥王家德意志禁卫军的朗贝斯克亲王带着他的骑兵赶到现场解救才得以脱身。不久,杜伊勒里宫又被示威者占领。当巴黎卫戍司令贝桑瓦尔命令朗贝斯克率兵前去驱赶时,示威者们用椅子袭击骑兵。这回,朗贝斯克只得灰溜溜地带着他的手下人马撤退。

巴黎很快就陷入极度的动乱之中。人们到处寻找武器,武器商店被抢劫一空。蹄铁铺的铁匠们一大早就开始锻造枪矛。一些人向税务所发起攻击,捣毁了里面的所有东西:账簿、收据和家具。另一些人砸开了城北的圣拉扎尔兄弟修道院的大门,把里面的东西抢劫一空。尤其是不少已饱受饥饿煎熬、几近绝望的贫民(乞丐和失业者)几乎见什么就抢什么:各种葡萄酒、啤酒、食油、奶酪、黄油,连书籍与银餐具也不放过。

7月13日清晨,巴黎的各税务所冒着浓烟,教堂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报警的炮声隆隆。在这同一时刻,一些选举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时产生的选举人在处于亢奋状态的群众的围观下,在市政厅召开会议,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成立,就决定建立民团,并号召公民们参加。民团的任务有二:一是保卫首都,防御驻扎在城市各入口处和练兵场一带的外籍军团的威胁;二是对付内部的“无政府”行为,即乞丐、失业者等不法分子的暴力和胡作非为,这些人曾抢劫了商店、修道院,烧毁了税务所。由于常务委员会的努力,巴黎的秩序有所恢复。

新成立的民团的成员都头戴识别标志,识别标志的颜色采用了象征巴黎城的蓝、红两色。为了解决民团的武器问题,巴黎人首先到了兵工厂,他们在那里唯一的收获只是获悉巴士底狱有大量炸药和步枪。接着,他们又去了路易十五广场的“军械库”,但只是找到了一些博物馆的藏品、弩戟和旧火枪。于是,人们涌向市政厅,要求市长弗勒塞尔给一些像样的武器。由于市长态度暧昧,百般推脱,甚至故意提供一些子虚乌有的线索,使白跑了数趟的巴黎人民在意识到被人耍了后恼怒万分。第二天,这位被指责背叛了人民的市长丢掉了脑袋。

7月13日至14日夜是谣言之夜。谣言四起,一再有消息说王家德意志禁卫军要来进攻,时不时地有人宣称某某军团已到了巴黎市郊的某地……。这一夜也是狂热之夜,每个巴黎人都在准备迎接反击。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宫廷是不会让巴黎失控的。在市政厅,常务委员会处于临战状态。它下令已经倒向巴黎市民的法兰西卫队士兵筑起路障,严密检查进出巴黎的车辆。从圣尼古拉码头一艘运送炸药的船上发现的几十桶炸药已全部分发了下去。长夜漫漫,人们期待着天明,同时又心存忧虑,其中最让他们担忧的是近5万名民团成员远未全部武装起来。

7月14日,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一大早就冲进了荣誉军人院,并从地下室夺走了3万多支步枪和12门大炮。但是,如果没有弹药,这些枪炮又有何用呢?巴黎人知道到哪儿可以找到弹药,这就是巴士底狱。

此时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处在巴黎市民的控制之下,因而,仍由国王军队守卫着的巴士底狱这座象征着封建统治的堡垒本已显得极为触目,而巴士底狱塔楼上的大炮正对着圣安托万街,无疑更激怒了巴黎市民,尤其是居住在这条街附近的居民。从上午9时起,手执武器的巴黎市民团团围住了巴士底狱。尽管狱内的守军只有82名老弱残兵和34名闻讯赶来增援的瑞士雇佣兵,但由于巴士底狱不仅有高达30米的围墙,而且还有宽25米的护城河防护,因此要攻下它并非易事。为避免过多的流血,一些巴黎市民原想先礼后兵,并为此作过一些努力。但守军头目德洛内侯爵的顽固态度使人们认识到,除了用武力攻占这座堡垒,别无其他选择。很快地,双方展开了激战。在战斗中,起义者方面牺牲了98人。由于久攻不下,民团拉来了刚从荣誉军人院夺来的几门大炮,对准巴士底狱猛轰。在这种情况下,胆战心惊的德洛内不得不宣布投降。当他下令放下吊桥后,愤怒的起义者一拥而入。德洛内被俘获后,遭到了起义者的辱骂、痛斥和殴打。在遭到一阵刺刀和利剑的乱戳后,这位造成近百人丧生的罪人被起义者用手枪打死。不过,起义者觉得这仍然不够解气,还将他枭首示众。如果说攻占巴士底狱的最初动因是为了夺取武器,但起义者很快就意识到,它还是一座关押有御批密札的钦犯的监牢,而御批密札无疑是国王滥施权威、独断专行的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由于巴士底狱固有的象征意义,攻占巴士底狱(尽管当时被关在牢房里的犯人仅有7名,且有1人是地地道道的刑事犯)与释放里面的囚徒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反抗专制主义最伟大的行动之一。

巴士底狱被攻下后,市政厅常务委员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将这座“封建堡垒”夷为平地。7月16日,受命负责此事的革命党人帕卢瓦率领上千名工人,开始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削平这个庞然大物。颇懂生意经的帕卢瓦在革命的同时,也没有忘了经营。他回收了巴士底狱的砖石,让人在每块石头上刻了一幅巴士底狱的浮雕图,用这些被称为“自由卫士”的“纪念品”做了一笔可观的生意。此外,他还利用监狱的“铁料”,即犯人曾经戴过的镣铐等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小玩艺儿,如纪念章、镇纸、鼻烟盒等,获利颇丰。

为纪念品出售,大赚了一笔。为了纪念巴黎人民英勇攻占巴士底狱的伟大功绩,法国把7月14日作为自己的国庆节。

路易十六当时正在巴黎西南18千米处的凡尔赛宫,听到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他十分吃惊,问道:“这不是造反吗?”其近臣回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

被巴黎起义弄得惊慌失措的路易十六匆匆返回巴黎,承认第三等级议长巴伊为巴黎市长,任命自由派贵族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并接受象征革命的蓝白红三色徽记。路易十六进城时,当时被临时任命为市长的巴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其中的一句永远为历史所铭记:“亨利四世征服了他的人民,在此时此刻,人民又重新将国王征服!”

革命的烽火迅速蔓延了整个法国,各城市纷纷仿效巴黎,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国王即将屠杀农民的谣言曾经一度传遍了整个乡村,引起了大规模恐慌,农民们纷纷拿起武器来自卫。当他们发现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后,便转而将矛头对准封建地主,冲进地主的庄园,烧毁地契。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畏惧革命的大贵族们陆续流亡海外。

8月11日,国民制宪会议正式出台了废除封建特权的法令,即“八月法令”。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规定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贡赋。不久,议会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享有言论、信仰、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以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宣言》在世界上炸响了一声春雷,象征着民主原则的奠定。

国王被推上了断头台

议会的决策让路易十六感到了危机,他公开否决了八月法令,故技重施将军队调到凡尔赛。1789年10月5日~6日,巴黎人民发起反击,由下层妇女打头阵的队伍直奔凡尔赛。他们冲进王宫里,迫使路易十六从凡尔赛迂居巴黎,国民制宪议会也随之迁往巴黎。

自从发表人权宣言后,议会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国内关税和人市税,取消行业垄断规定;政治上废除贵族阶层、长子继承权和门第特权;宗教上没收教会财产,规定主教、大主教由公民选举产生,并要求教士宣誓效忠新制度。

国内的革命气氛使路易十六感到不安。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偕王室成员乔装潜逃出宫,企图逃往国外。王室一行人在边境小镇瓦雷纳被识破身份,只好被迫返回巴黎。

面对人民愤怒的呼声,路易十六害怕了,急忙向制宪议会道歉。此时,巴黎的各个政治派别关于如何处置国王产生了分歧。早在大革命发展之初,巴黎便出现了一批革命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利埃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是激进民主派的团体;而雅各宾俱乐部随着规模的扩大,其成员也开始分化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民主派、拉法耶特等人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这些政治团体当中,有些希望平息事端,保住国王的王冠;有些却想革国王的命。类似的争执也在雅各宾俱乐部内部发生,为此,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拉法耶特干脆退出了雅各宾俱乐部,另组斐扬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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