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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页）

R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莽莽的鲁北大平原就一直发生着“沧海桑田”式的变化。黄河像一条蜿蜒的黄色长龙，千里奔腾，波涛汹涌，在这里注入渤海；而渤海则像一个从深海大洋探向内陆的青色龙头。这一青一黄两条巨龙斗法，上演了一场陆海浮沉的大战。

黄河“斗水七沙”，它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向海中侵蚀，经过千万年的较量，退海之处逐渐积淀成水草丰美的陆地。不知从何时起，有人类迁徙到这里，几度刀耕火种，开垦出大量世代可耕的良田。

哪里有良田，哪里就有人聚集；哪里有人聚集，哪里就有生息繁衍。后来，这里就星罗棋布地诞生了些村庄。

其中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村民由同一个祖先开枝散叶而来，都姓刘，因此叫刘庄。刘庄位于Z县的最西南部，全村仅百余户人家，不足五百口人。

村东头半里路远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国道，村民们都习惯地称它“大马路”。此时正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条大马路还没有翻修，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子走在上面颠簸得非常厉害。据说，有个过路客骑三轮车经过这段路，后面载着的孕妇竟然被颠得早产了。

大马路西边岔出一条笔直的土路，穿过整个村子，在村西头向西南方拐个弯，然后经过一条名叫傅家河的南北走向的河流，跨过河上的单孔石桥，与五里路外Y县的尚店乡的村庄相连通。这条土路北侧全是村里的住家，南侧只有一所孤零零的院子，那所院子是在原先村磨坊的基础上扩建的，现在被用作村小学，全村的适龄孩子都在那儿上课，高高的围墙里不时传出阵阵琅琅的读书声。校门口两侧的影壁用红漆粉刷了底子，正中八个端庄遒劲的黄色颜体大字赫然在目，一边写着“勤奋读书”，一边写着“振兴中华”。那字是村支书刘根元请县三中的王希胜老师写的，凡见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说好的。刘庄周围密密匝匝地种着些桃树、杏树、梨树、枣树等，站在大马路上向刘庄眺望，只能望见人家的屋顶以及烟囱里不时冒起袅袅炊烟，其他一切都被茂密的果树林遮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而在这道果树林构成的绿色屏障之外，四周环绕着的则是整齐而丰饶的农田。

刘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几年，村民虽说能够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但整个村子面貌依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绝大部分村民还住在祖辈们传下来的土坯房里。那些土坯房大都年久失修，房顶上、墙头上长着一蓬蓬的乱草，有的甚至屋顶朽坏、墙壁开裂，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房主人为了维持它们摇摇晃晃的躯体，只好找来几根又粗又长的椽子勉强支撑着。村子里到处可见这种房子，像一堆堆破烂被人随意地扔在那里，又像一些久病缠身的人，无精打采的，没有一丝活气。

那些年刚刚兴起外出打工，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实在待不住了，就跑到外面的大城市联系工作。他们大多年初出去，年末才回来，经过一年辛苦辗转，不知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白眼，付出了多少血汗，才带回一点微薄的收入，略略给家里添补些东西。也有一两个因为工作忙，或者其他说不清楚的原因，连过年也不回家。

眼前正是大年三十，那几个带着收入回家的打工者，在其他村民艳羡的目光中，急急忙忙地跑到石楼乡政府驻地的集市上买菜，准备年夜饭。去得早的，集市上货物还比较齐全，而去得晚的，只能赶真正的“穷汉子集”，这是当地对大年三十那天农村大集的别称，意味着许多东西已经买不到了。那些赶“穷汉子集”的人匆匆地去，又匆匆地回，手里只拎着很少的一点儿年货，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抱怨：“唉，这苦日子，啥时候才能熬到头儿啊！”

大年三十都到下午了，住在村南头的刘双河却连赶“穷汉子集”的念想都不敢有。他刚把姑姑家的表弟打发走。表弟家住老县城南八里的官家庄，他父亲张勤俭是刘双河的姑父。张勤俭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八路军地下交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石楼公社当过通讯员，后来又担任过公社副主任。他担任副主任时，正赶上头几年渤海湾海啸，怒潮翻卷、吼声如雷，连鲸鱼都冲进了傅家河，把石楼乡万亩良田泡成了盐碱地。说到盐碱地，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真就想象不出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用买盐腌咸菜，只需选个毒日头天，起个大早，到傅家河的河滩里，扫来碱土，把白萝卜、胡萝卜、辣椒、小黄瓜甚至西瓜皮、白菜根用碱土一层层培上，没过多久，保准儿腌得齁咸。要吃盐，就把扫来的碱土用水一淋，搁在太阳地儿一晒，上面一层结晶，扫下来就是盐了，一分钱也不用花。这样的盐碱地，除了柽柳、卤蓬等耐盐碱的植物能够生存，几乎再长不出任何庄稼。那时的刘庄一带真可谓“烈日炎炎晒死牛，一滴淡水贵如油，天旱地碱灾又多，十年倒有九不收”。可张勤俭偏不信邪，他带领石楼乡的群众手挖肩挑，硬是在盐碱地里开挖出一条条纵横相连的排盐洗碱沟，然后引进黄河水漫灌，使大片荒芜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石楼乡终于取得粮食大丰收，乡亲们开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同时，张勤俭也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的认可。他曾作为全省“农业学大寨”

的代表多次出席省、地区举办的各种先进事迹报告会，并曾当选过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过人代会。“文革”前夕，张勤俭因看不惯公社领导拉帮结派的垒山头作风，多说了几句牢骚话，结果被错划为“右派”，被停职审查。改革开放后，组织上为张勤俭洗去不白之冤，恢复工作，国家补发了他停职期间的工资。张勤俭是刘双河的姑父，又当过他的媒人，因而两家关系密切，彼此来往不断。三年前刘双河盖房子去姑姑家借钱，张勤俭二话没说就从箱子底儿掏出五百元钱交给他。今年秋后，七十多岁的张勤俭一直卧病在床。看病需要花钱，张勤俭的儿子没有办法，只好大年三十向刘双河讨账。刘双河无钱还账，心中既愧疚又难过。送走表弟后，他回身坐在堂屋中间方桌旁边的老式木头椅子上，拿过烟袋荷包捻上一锅旱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霎时整间屋子里升腾起一股呛人的烟味。这是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已经五十多岁，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深青色帽子，帽檐被折断了好几块，最前面那块无力地下垂着。

他木雕泥塑般端坐在那儿，高高的颧骨，花白的胡须，满脸的皱纹，唯有眼睛中还依稀透着些年轻时候的光彩。

刘双河一家五代全是农民。二十多年前他与堤头村的一户孙姓人家的姑娘结婚，姑娘名叫孙秀娥。那时秀娥已经失去了母亲，与父亲孙石根相依为命。孙家祖辈上曾经经商，据说在老县城开过大饭店，后来回到村里修建了房子，置办了土地，一家过着半耕半租的生活，家境还算殷实。新中国成立以后孙家家庭成分被划为富农，多余的土地全部被村里没收。每逢社会运动，孙石根两口子就被拉到村口土台子上接受批斗，经常弄得灰头土脸，苦不堪言。日子越过越艰难。秀娥娘禁不住折磨，没过多久就病逝了。因家庭成分不好，秀娥虽然模样俊俏、心灵手巧，但二十四五了还找不到个合适的对象，急得孙石根直犯头疼病。后来，幸亏与他熟识的张勤俭出面保媒，终于和刘庄的刘双河定下一门亲。双河家从祖辈上就是贫农，根正苗红，可家里实在太穷，三个男孩子一直讨不着老婆。如今张勤俭做媒，两家都表示同意，当场为两个年轻人择定了婚期。结婚时，孙家半点彩礼也没收，双河牵着秀娥的手徒步迈进家门，一包香烟、一盘瓜子外加几捧大红枣作了谢客礼。婚后，小夫妻相敬如宾，没红过脸儿，可两个人只觉得一样不足，就是连生了四个女娃娃，没有一个男孩子。大女儿新兰出生那年，孙石根老人偶染风寒得了场重病，那时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还没结束，连吃的都找不到，更甭说药了，再加上农村医疗条件有限，孙石根身上的病拖了大半年始终不见好转。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把女婿叫到堤头村托付后事，不久便撒手而去。刘双河夫妇在亲戚的帮助下掩埋了孙石根老人的遗体，在坟前痛哭一场后告别堤头村，重新回到刘庄，依旧过着给村集体种地挣工分的日子。

改革开放后，村里一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头每人分到二亩多地。刘双河家分的地种不过来，大女儿新兰就早早辍学，跟着父母耕耘劳作。几年后，日子稍微好些了，姑娘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新兰这女娃出落得跟她娘年轻时一样俊俏，人又勤快利落，说媒的踏破了门槛子，可她自小就定下一桩“娃娃亲”，说媒的再多刘双河也不动摇。那“娃娃亲”的男娃姓宋，叫栓柱。

栓柱家住十里地外的南楼村，栓柱的父亲宋明德跟刘双河从小拜把子，感情好得如同亲兄弟，在栓柱和新兰很小的时候两家就定下了这门亲。宋家人口多，有五个男孩子，生活异常拮据，宋明德答应让栓柱做刘双河的上门女婿。为了让俩孩子早日成亲，刘双河咬牙向亲友们借了一千多元钱，盖起四间新房。栓柱自打和新兰结婚后，就搬到刘庄来住了。

栓柱来家后，地里的活计终于有了帮手，一家人共种着十六亩地。他们根据道路的远近和土地的肥瘠，把六亩地作为口粮田，上半年种小麦，下半年种玉米；另外十亩地分别种棉花、大豆、高粱等经济作物，增加家庭收入。一家人早出晚归辛勤耕作，温饱总算解决了，可是每年乡里和村里还要摊派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什么的，这些也需要一笔开支；新兰的三个妹妹新梅、新英、新青还在上学，每学期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学杂费；而且新兰和栓柱结婚一年后，随着儿子刘大华的出生，又增添了不少花销。一年下来刨去成本，收入和支出相抵，手里根本没有几个结余。全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还账的事情更无能为力。

为减轻家庭负担，新梅、新英、新青姊妹三个凑在一起商量。

新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两个妹妹稚气未脱的脸，毅然地说：“我跟爹娘说，明年不去上学了，在家帮着料理家务。你们两个继续上。”“那怎么行？！姐，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咱家还指望你考大学呢，你不上学那多可惜啊，还是俺们俩下来吧！”新英和新青争着说。

她们三个把想法跟父母一说，刘双河急得直搓手，连忙说道：“孩子们，俺知道你们想啥。可你们不知道，上学好啊，能学很多知识，以后不当睁眼瞎。你们应该听话，等年纪大了再后悔可来不及了！”

“爹，我们不后悔！”三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

“这样吧，你们再和你哥、你姐商量一下，听听他俩咋说。”

母亲孙秀娥在一旁劝说着。

栓柱听完新梅她们三个的意见后，跑过来跟岳父岳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爹，娘，俺的意见是让三个妹妹都继续上学。家里的活俺能干好，另外俺打算农闲时候去外面干建筑挣钱。过去俺跟人学过瓦匠的手艺，村里二楞、福来、老木他们来邀过好几回了，要跟俺搭伙去，以前大华小，俺没答应，过完年俺想出去试试。”

刘双河捏着紫红色的烟袋杆儿，眯起眼望着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眨着两只晶亮大眼睛的女婿，点了点头。

最后，经过反复商量，大家决定暂时按照栓柱的意见办，新梅如果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就不去复读，在家里帮着干活，照顾家庭；栓柱可以在家里农活不忙的情况下，外出打工挣钱，而新英、新青则必须继续上学。

第二年一开春，趁着农闲，新兰和母亲就收拾好行李，让栓柱随着二楞、福来、老木他们到县城去打工了。

Z县县城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一座城镇，五十年代从老县城东迁而来，距离刘庄五十多里路。县城规模其实并不大，如果从空中俯瞰，整个城区如同一个四四方方的棋盘，棋盘四条边长均不超过八里路。城中心只有十条街道，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各五条。城区内规模较大的工厂不超过十座；国营的、集体联营的、个体的商店总共数不到五十家；连县人民医院在内，卫生医疗机构只有七处；另外还有十几所学校和一所影剧院。县城西边紧靠徒骇河，大堤旁树木葱茏，形成一道绵延几十里的绿色长廊，河滩里芦苇摇荡，河面上渔帆点点，为县城增添了少许的妩媚。过去有文人爱看那河上帆影、波间夕照，专门写诗赞道：水抱新城是大观，羲和弭节堕金盘。波流宛转风帆下，樯影飘摇暮霭残。厌次客来沽美酒，瀛洲信到寄平安。鱼盐书画浑难辨，河上逍遥仔细看。

县外贸局在县城中心偏南的位置，正在修建办公楼，因承建单位是县第二建筑公司，所以栓柱他们都要同二建签订临时的劳动合同，并且要将首月工资全部缴纳作为保证金。

二楞、福来、老木他们连续几年在外从事建筑行业，与第二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已经相互熟悉了，去年都已经与公司签好了合同。

栓柱到县城的当天，二楞、福来领着他赶到二建公司办公室，很快签了合同。伙计们都挺高兴。建筑公司后勤部门把他们安排到工地旁边一间废旧仓库改成的临时住所里，通知他们明天正式进工地干活。这群人把行李一股脑儿地扔在地铺上，就到不远处的一家名字叫“大众快餐”的饭店聚餐。这家饭店门脸不大，是沿街的一排五间砖瓦房，门头白底黑字，下面留着电话。饭店迎门安装着曲尺形的吧台，吧台两边是散客席，他们七个人拣靠近里面一点儿的座位坐下。不到三十岁的俏丽老板娘拿着菜谱走过来，热情地招呼客人点菜。二楞、福来他们以前经常光顾这家饭店，都对老板娘印象深刻，暗地里管她叫“大众西施”。因工程未开工，他们囊中羞涩，只点了一样荤菜、三样素菜，而五十六度的二锅头却慷慨地要了两瓶。这群乡下人以各种不同的姿势围坐在桌旁，一面喝着酒，一面不时瞄一眼正在忙碌的老板娘，一面畅谈着每个人那些令人心醉神驰但又非常遥远模糊的前景。

接下来的日子，在外人看来，工地上整天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热火朝天，而工地上那群戴着土黄色工作帽、穿着破烂脏旧工作服的建筑工人却觉得生活异常辛苦、乏味，甚至有些压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他们的神经变得麻木、迟钝。他们个个肤色黝黑，经常满脸油汗，身上的衣服湿透了再被风吹干，吹干了再湿透，冒着白花花的汗碱，满身满脸蒙着一层似乎永远也洗不掉的灰尘……麦收时节建筑队放了十天假，栓柱他们回家收完地里的麦子，种上玉米，又返回县城接着干了三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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