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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娃（第1页）

村后的那家国营煤矿有二百多名工人，大多是全县各个公社推荐来的强壮劳力，他们不挣钱，挣的是工分。二百多号年轻人挤到这家煤矿周围的几个小山村，村里闲置的窑洞里就住满了人。没有房租，只是煤矿有个政策，允许工人下班后在煤场里随便背一块煤回去送给房东。九娃力气大，每次下班背回来的煤足有二百斤，房东家几孔窑洞一年四季烧的煤，九娃一个人就解决了。

九娃是来自三岔的一个牛高马大的粗壮男人，下眼睑很厚，长长地下垂着，犹如两颗被冻了的洋芋，冷哇哇地泛着青光。他的头发很短也很稀疏，稍微有点鬈，贴在头皮上没一点动静，倒像一尊石佛的头发，从不凌乱，也长不长。他爱瞌睡，一坐下，眼睛一闭，下眼睑一垂，就打呼噜。

九娃是煤矿上的能人，出口就是四六句子，而且有讲不完的古朝（即古代故事），唱不尽的民歌。于是，很多工友围着他听他说唱，村里的人也时常缠着请他讲故事。特别是那帮孩子们，更是天天等他下班回来了，就钻进他住的那孔窑洞里求着他讲古朝。九娃一开口，唾沫星子乱飞，围在跟前的人，脸上都会被溅上许多。孩子们最爱往前靠，等九娃把一个故事讲完，几个孩子的头发都湿漉漉的。大人们嫌他的唾沫星子脏，一般不会往前靠，即使坐在前面的，也会侧着脸，但是对着九娃的那一侧脸上还是难免会留下九娃的唾沫。

“三颗麻子倒江山”“五鼠闹东京”“毛野人”等故事，都被称为古朝。这些故事在陕北各地有很多版本，但是内容基本一样。好听不好听，主要取决于讲故事的那个人。

比如九娃讲的大家都爱听，尽管很多人都会讲，故事的情节大家心里一清二楚，但是只要是九娃讲，那就是真正的百听不厌。

大家最喜欢听他讲毛野人吃人的那个故事。他每讲一个故事，开头都是说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毛野人故事也不例外，也是从“从前”开始的：从前有一个毛野人，它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正常人，把浑身的黄毛和口中的獠牙全部变没了。有一次毛野人饿了，他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着吃人，便变成一个受苦人，等着有人过来。一个小媳妇要回娘家看生病的老娘，来到十字路口，被毛野人挡住。毛野人说大热天的，到路边那棵大树下乘凉吧。小媳妇便跟毛野人来到大树下。毛野人又说，你看你头上的虱子那么多，我给你捉吧。小媳妇靠在毛野人的怀里让他捉虱子。毛野人拨开小媳妇的头发开始吸血。小媳妇见自己头上有血流下来，便问毛野人，哪来这么多血？毛野人说，你的虱子太多，是我掐死的虱子的血。

不一会儿，毛野人就吸干了小媳妇的血。

这个故事让村里的孩子们受到惊吓。一到晚上，大家都不敢出门，甚至大白天，就是太阳普照的晌午，一个人也不敢在院子里待，生怕毛野人来了。九娃喜欢盘着腿坐在炕头给大家讲古朝，如果是夏天的话，就盘着腿坐在院子里的石床上，一边抽着自己用报纸或者本子纸卷的烟卷，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好听的故事。他的烟瘾很大，只要睁开眼就不停地抽。他自己不种旱烟，一般是跟村里其他老人借一升旱烟，说是要还，但从没还过，也没有人会跟他要。旱烟是村里老年人每年必须要种的一种“口粮”，每年庄稼会因缺水而收成不好，但是一家人为了保住旱烟，会不停地给旱烟地浇水。因此村里老人的旱烟是年年有余，也就不计较九娃借去的那点了。抽烟让九娃感到困难的是卷烟的纸不好找。那个时候的纸十分珍贵，学生的本子是正反两面写，书和报纸不会很多，有一点都要攒着糊墙和粮囤。所以九娃常常为找不到卷烟的纸犯愁，有时候难免会偷偷摸摸去煤矿的磅房里撕几张记账本子的纸。有一次他又去撕，被过磅的胖老汉发现了。胖老汉一把揪住九娃的头发就是两个耳光，九娃被打怒了，一把推开胖老汉。胖老汉就倒在地上抱着九娃的腿，说他的腰被九娃打折了。矿领导来处理，把九娃带到矿部的一间小房子里关了三天，然后让他在大会上做检讨，最后让他支付了胖老汉一百多元钱的医药费。九娃没钱，老婆和老母亲分别卖了自己养了快一年的两头猪和一群鸡才凑够这笔钱。老母亲哭着骂九娃是个败家子，小的时候就偷人家的老梨，被人家起身追，他没有掉到沟里，追他的人却一脚踏空掉进沟里，住进医院花了也有一百多元钱，害得老父亲在大会上做了检讨。

这两件事，特别是磅房里这件事，让九娃那段时间抬不起头。他啥也不说，不再给人讲古朝、唱民歌了。

好在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九娃早就走出了这个阴影。只要现在没人提这事，这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他依旧是一个能说会道的“脱笑”人。脱笑，是这里人对幽默的别称。九娃的脱笑在整个煤矿，乃至周围的几个村里是出了名的。

九娃唱民歌大多是用信天游的曲调配上即兴编的歌词。说他是个能人，就是因为他能够看到什么就编出什么歌词。他听说某一个公社的书记下乡到管辖的大队的时候，大队长就满村子挑最大的红毛公鸡和白毛公山羊给书记吃。几年下来，那个书记管辖的几个大队的红毛公鸡和白毛公山羊快被他吃光了。

九娃就编了一首歌，歌词是：书记下乡，鸡羊遭殃；胜似虎狼，吃光鸡羊。那个书记听到后，很生气，给矿长打招呼，让把九娃赶出煤矿。矿长很为难，要辞退一个工人，需要合适的理由，而且要履行很多手续，因此迟迟不办。书记让煤矿所在大队的大队长带上一群社员堵路、断水。矿长也发威了，把此事汇报给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副县长立即赶赴现场，平息了煤矿与村里的冲突。九娃因此受到领导的一通批评。

村里腊月里就开始排练秧歌，正月里去给一些单位和家户拜年，正月十五那天到公社去参加比赛。当时煤矿上也要组建秧歌队参加。九娃是红人，个头高，脑壳聪明，人也灵活，扭起秧歌动作幅度大，给人豪爽大气的感觉。

这一年寒冬腊月，煤矿的秧歌场子在煤矿存煤的大场地里，大队的秧歌场子和煤矿场子隔着一条河。两家都是早饭后开始排练，锣鼓声响彻山谷。但是两家同时练秧歌，双方扭秧歌的人一不留神就会扭到对面的鼓点中。煤矿领导和大队领导商量后，一家上午练，一家下午练，这样就互不影响了。

九娃是煤矿秧歌队的伞头。他自幼喜欢扭秧歌，扭起来实在好看。煤矿上请来的导演是剧团里的一个女演员，那个女演员人长得苗条，皮肤却很粗糙，走起路来来回扭，大家都说她是个“活妖精”。活妖精导演教的那些秧歌动作跟去年差不多，九娃觉得没新意，给领导和活妖精建议加一些挖煤的动作。活妖精当时就反驳，说这是艺术，又不是在煤矿当“炭毛子”。炭毛子是对煤矿工人的一种贬称，工人们很敏感也很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们。九娃有点生气，下垂的眼睑向上耸了耸，露出从来没有刷过的满口黄牙说，炭毛子怎么了？炭毛子不好，你们家不要烧炭毛子挖的煤。煤矿领导赶忙劝着说，现在是社会主义，早就改叫工人同志了。活妖精躲开九娃的唾沫星子说，好吧，那你把挖煤的动作演一下，我看看怎么样。九娃把棉袄甩在一边，上身只穿着那件有不少小窟窿的白色夹袄，在场地里表演挖煤的动作。

他一会儿猫着腰往前走出几步，蹲下做出用尖镐掏煤的动作，一会儿弯着腰做出双手推着矿车运煤的动作，一会儿又做出戴着安全帽拧开矿灯的动作。他几乎把煤矿工人在井下作业的主要动作全部做了，一看就是有过准备的。一系列动作做完之后，九娃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活妖精一直在笑，煤矿领导对活妖精说，这些动作不错啊，你考虑一下，再给改改，给咱们的秧歌队用。

这些动作经过活妖精导演的改编后用到秧歌里面去了。

这个消息被围观的村里人传到大队长那里。大队长觉得很有新意，便把社员修梯田、推架子车的动作和种庄稼、收割庄稼的很多动作编入秧歌中。

第二年正月十五，十几支秧歌队到公社的大院里会演。抽签排序后，煤矿队是第一家，大队队是最后一家。煤矿队的表演受到观众和领导、评委的大大赞赏，特别是伞头九娃在领唱的时候，现场编的唱词深得大家的喜欢和认可。

秧歌今儿个来拜年，

煤矿工人忠心在。

公社书记就是焦裕禄，

吃苦受累从来不言传。

秧歌今儿个登门来，

煤矿领导走在前。

锣鼓声里生产忙，

大干快上任务翻。

在当时，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和语句，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热爱和集体使命感与荣誉感。九娃的唱词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拜年模式，融入了时代感，令公社领导和煤矿领导很满意。

煤矿的秧歌表演分数接近满分。后面的秧歌队有了压力，表演的时候士气不振，分数不理想。大队队的伞头也慌了，建议大队书记能不能把九娃请过来，也现场编词，争取拿到第一。大队书记觉得有理，就在人群里找到九娃，让他做伞头，好好表演一番。九娃答应了，他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能帮助别人干这等大事，而且是临危受命。

最后出场的大队队一开始的伞头并不是九娃，等到秧歌的几个小节目表演完之后，九娃接过大队队伞头的伞扭进秧歌场子中央开始唱。他精彩地唱完自己编好的秧歌词，同样赢得了大家的喝彩，得出的分数跟煤矿队一样。

在颁奖之前，因为九娃出现在两支秧歌队中，引起争议和分歧。煤矿队和大队队都要第一，不要第二。那个时候没有并列第一的现象，即使分数相等，还可以靠抓阄来分出高低。最后公社书记发话了，第一名给大队秧歌队。理由是，煤矿队不是公社的正式参赛单位，让他们到县上争第一去。

煤矿领导十分不满，把九娃叫去又是一通狠狠批评。说九娃吃里爬外，是叛徒。

九娃没在意这些，回归到常态之中，依旧是踏踏实实上班，下班回来后给大家讲古朝、唱民歌。九娃从此是名人了，十里八乡的人时常过来请他说笑，更有几个孤儿跑来要跟他学艺。九娃没办法教他们这门手艺，不知道从何教起，于是就给他们唱了几首歌，劝他们回去。

有一次，九娃回家后几天没来，大家纷纷猜测九娃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有人去煤矿上找九娃一个村的工人打听九娃这些天干啥去了，大家都说不知道。九娃这些天不在，他的工友和村里人都觉得少了点生活的滋味，特别是那帮孩子，似乎丢失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过了有八九天吧，有人看见九娃背着一把三弦从沟口进来了。那帮孩子欢快地跑过去把九娃迎接回来。九娃笑呵呵地对孩子们说，今晚我给你们弹着三弦讲古朝、唱民歌。

到了晚上，九娃住的窑洞里来了很多人。九娃搬来一个板凳放在炕上，坐在板凳上开始弹三弦。大家都说，九娃会说书了，今晚是不是要给大家说书？九娃说，他这几天出去，就是跟一个说书匠学着弹三弦说书去了。

九娃打小喜欢说书，小的时候一晚上不睡觉，口里唱着说书词。老父亲几次揍他，说他不学个好样子，就爱那些低三下四的东西。陕北说书人，在过去的时候大多出自苦命人。他们要不就是身体有残疾，比如盲人，要不就是无人看管的孤儿。

在他们失去劳动力而不能靠干体力活养活自己的时候，选择说书，总比出去乞讨要好多了。因此在那个社会不懂得尊重民间文化和民间艺人的时代，说书人的命运仅仅好于乞丐。九娃爱说书，放在谁家，家长都会反对。说书就是讲古朝，有了三弦的伴奏，讲出的古朝更好听，更有感染力。特别是一边讲一边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出神入化。

陕北说书是古老的说唱艺术，它涵盖了这块土地上所有的民间艺术，有高亢嘹亮的信天游等民歌演唱，还包含着丰富多样的民间乡俗。陕北说书，上演的是陕北的天地人鬼、命运兴衰，上演的是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万事万物和春秋轮回。因此可以说，说书是陕北民间艺术的百科全书。在这种艺术的感染下，陕北人的文化生活一直很充盈。

九娃弹三弦不是很熟练，弹出的曲子也不是很准确，但是他靠嘴就能掩盖住这点瑕疵。更为精彩的是，面部表情一向木讷的他，此刻像是活蹦乱跳的一只兔子，眼睛向左一斜，嘴向右一抽，两个眼睑便会直哆嗦。随着他大嘴一张，溅出的唾沫星子满窑飞。这时他左脚一跺，便是《李桂莲大上吊》开腔了。他的口才和面部表情远远地超越了他的三弦弹奏，大家不在意三弦弹出的是什么曲子了，所有的心绪跟着他的说唱穿越到古朝当中的是是非非中。

九娃的老婆偶尔也来，住几天就走。老婆来了，九娃更是说唱不断。九娃每一次下班回来吃了老婆做的热饭后，总会兴致勃勃地弹起三弦，开始说书讲古朝。老婆则躲在一侧，从不正眼看九娃的表演。她红着脸，不经意地转过头去扫一眼九娃就赶快转回来，然后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的大山。她淡然的表情下，隐藏着对丈夫的无限爱意与崇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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