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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单位（第1页）

982年春节后，我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揣着一纸“高等学校毕业分配介绍信”，到城墙东北角外的西安农业机械厂报到。那时大学毕业生到哪里工作，国家说了算，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怀着对新单位的期待和干一番事业的憧憬，我走进了这家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企业。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拨乱反正、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是当时的主旋律。企业对人才是渴望的，先后有一批大学生分到厂里。学技术专业的大都分到了科研设计和生产一线，我的专业是机械原理与设计师资，被分配到厂教育科。

刚到科里那几天，从科长给我的资料里知道，这家看着有些土气，没有大企业气派的工厂，却是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企业。抗战时期，它是延安八路军的枪械修造厂，也是南泥湾大生产时，为根据地制造生产工具、农具的工厂。其后随西北野战军转战晋陕一带，新中国成立后才迁址西安。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出过突出贡献。于是，我对这家企业肃然起敬，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为企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特长。然而，一腔热情却在每天的擦桌子、扫地、打开水、看科长练书法中消磨。一周后，我主动向科长请缨，要求去轮训班代课。

科长姓刘，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个头不高，和蔼可亲。他对我说，小伙子不急，先熟悉情况。但在我一再坚持下，科长最终同意了我的要求。

轮训班在生活区一处平房院落中，条件简陋，两间教室，一间教师办公室，有四十五个学员，厂里的图书室也在这个院儿里。我的第一堂课讲机械零件。当我走上讲台，看着教室里年龄参差不齐的学员，他们眼神里似乎透出这样的疑问：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毛头小子，来给我们上课，能胜任吗？几堂课下来，学员的疑惑变成了信任。课间休息时，他们很踊跃地来请教问题，讨论在实际操作中碰到的一些技术难题。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能感受到大多数学员对知识的渴望，对自己岗位技术积极钻研的努力。几年后，这批学员中的佼佼者，有的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有的考上了公务员，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1983年秋季，厂里创办的技工学校开始招生。第一届招了车工、铸工两个班，近一百名学生。厂里和本系统的子弟居多，还有部分社会上的高中毕业生。我承担了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公差配合等几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还兼着一个班的班主任。几年中，和这些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生教学相长，才体会到了什么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什么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三年的学习与实践，奠定了他们基本的职业素养，毕业后，他们大多走上了一线岗位，很快便成为技术工人的中坚力量。多年后，翻看他们毕业时的合影，还能想起那些很用功的学生的名字，当然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也印象颇深。

教育科十几个教师中，有前两年分配来的几个学长，也有我们这一届的六七个毕业生。那时大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热情高，干劲足，都怀揣着施展才能干出点名堂的抱负。

毛老师、韩老师不仅是我们的学长，还是我们陕机院的校友。毛老师大我几岁，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安排调度全校的教学工作，还兼着两个班的课程，很是辛苦。他是南方人，却南人北相，按如今的说法，就是帅小伙。有老陕的豪爽和热情，干事风风火火，烟瘾大，好喝酒，朋友多，热心肠。学校里总见他匆忙的身影，巡查纪律，调解学生矛盾，晚上还要查铺。

常常是正在交代事情，就有人找他叫他，他说个半截又扭头去处理别的事，这样的情况多了，轮训班的学员便给他起了个外号：毛半截。

我们进厂的第二年，毛老师的女儿出生了。这下他更忙了，做饭、洗尿布、热牛奶、抱孩子，虽然辛苦，但喜悦写在脸上。这个父亲非常称职。毛老师的夫人也在我们厂，陕北女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说起话来柔声细语。在一次厂里的新春联欢会上，她领衔表演的藏族洗衣舞赢得满堂喝彩，那舞姿、那身段、那节奏，颇显专业范儿，令台下的我们刮目相看。有一次她给我们讲毛老师打老鼠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一家三口住在轮训班的那个院子里，有一阵老鼠老在夜里闹腾，毛夫人说：“买个老鼠夹子吧，夹它几个就不来了。”毛老师却另有绝技，竟借了一杆气枪回来。毛夫人说：“这行吗？”毛老师说：“看我的”。待夜深人静时，毛老师趴在床上，瞄准老鼠出没的地方，凝神静气耐心等待。当一只硕大的老鼠探头探脑进入视线时，只听砰的一声，老鼠应声倒地，一看竟击中了脑袋。就这样击毙几只后，老鼠便再也不敢来了。毛夫人绘声绘色地讲这样的情节时，兴奋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毛老师的崇拜。

韩老师高我一届，东北人，大个子，人长得排场。讲起话来颇具东北人风采，话语幽默，神气活现。上大学时最得意的是把系里最漂亮的女生变成了他的老婆。我问他是怎么追到手的，他说：“是她看上了我。当年在兴庆宫公园高校彩车巡游时，我扮演《白毛女》中的大春，身穿八路军军装，那形象那架势，真是英俊潇洒，于是那个漂亮女生便动了芳心。”她夫人却给我说：“听他胡说八道！明明是他追的我，整天给我献殷勤。”不管谁追的谁，韩老师几年大学上得算是值了，既拿到了文凭，又抱得美人归，着实令人佩服。我们到厂里不久，他们两口子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也是一个女儿。此后不久韩老师便另谋高就去了，调到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很快就当上了考务科科长，从此我们都把他称作“韩教育”。

我们同年分到教育科的，有付老师和袁老师，也是我的校友，还有原老师和史老师。付老师是物理师资班的，袁老师是制图师资班的，所以都分到了教育科。付老师出身于教育世家，父亲是交大的教授。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当老师的料，文质彬彬，说话轻声细语，辅导学生不急不躁，耐心细致。他讲的力学课逻辑清晰，深入浅出，颇得学生好评。可惜这样的老师没能留住，两年后便被北京一所知名中学挖去，做了物理教师。教制图课的袁老师两年后也调到西北电力职业学校，听说后来又出国深造，定居国外了。原老师是西安交大的毕业生，学的也是机械专业。他兼了另外一个班的班主任，我俩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如何营造良好学习风气的经验。原老师脑袋灵光，人很活泛，不知为什么毛老师叫他“原葫芦”。几年后，原老师也调到一家铁路企业从事技术工作，后来又自己创业，艰苦奋斗，干得风生水起。

几个老师调走后，教育科又从其他部门补充来一名叫李惕的老师，可以说是一表人才，英俊帅气，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一次，李老师主持厂里的联欢晚会，聚光灯下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让台下一个挺漂亮的毛姓女学员十分倾慕，春心萌动。晚会后，她问我李老师有没有对象，我说：“可能没有吧，你若是喜欢就赶快追，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后来不知她是怎么追的，但李老师却不为美色所动，可能他早就有自己的心上人了。

在厂里相处最多的要算史老师了，我俩几乎前后脚进厂。

史老师个高白净，长了一双现在年轻女子都喜欢的单眼皮。史老师教数学，教课时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这大概就是数学思维吧。我俩经常在一起切磋围棋。一次，轮训班一个学员带来一副围棋，课余时与他人对弈，我和史老师在旁边观战，虽然一窍不通，但黑白世界的无穷奥妙仍然吸引了我们。看我俩感兴趣，那位学员说：“那就把棋留在学校吧，你俩学着下。”

从那以后，工作之余我们就铺开棋盘，开始学着对弈。从毫无章法到慢慢找到感觉，可以说兴趣越来越浓。为提高棋艺，我还买了围棋书籍，学习钻研。有一阵子我俩下棋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时下到晚上十一二点。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有几次家人半夜找到了厂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收摊回家。直到现在，围棋都是我的爱好之一，还专门请人做了一个红木的围棋盘。虽然现在下得少了，但经常观看中日韩的顶级围棋赛事。

在厂里学的另一项智力游戏是桥牌。有一年厂里举办运动会，其中设了一个桥牌比赛项目。毛老师是体育的多面手，足球、羽毛球、桥牌都能来几下。于是教育科也组建了桥牌队，毛老师任教练，我和史老师还有谁是队员已经记不清了。那真叫临时抱佛脚，先从熟悉规则、叫牌、攻守、记分学起，一边学一边实战，只能说刚略知一二，便上场比赛了。结果可想而知，没过两轮便被淘汰了。但这样的入门，却在我心中埋下了桥牌的种子，此后的几十年里，无论走到哪个单位，有机会便约上几个牌友，热茶简餐，打上一天，过一把桥牌瘾。如今打桥牌和下围棋的人越来越少了，原因之一是这两项活动耗时长、节奏慢，现在人讲求快节奏高效率，所以打麻将、“挖坑”成了大众喜爱的娱乐活动。

那时候，史老师还没有成家，正在热恋当中。他的女朋友在天津上学，当时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两个人只能靠书信传情。每每收到天津的来信，史老师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却激动不已，从他读信的眼神里可以看出那种兴奋、欢愉和甜蜜……写回信时更是专注用心，满纸爱意，一往情深。如果这时候找他下棋，那真叫没眼色。

农械厂的主要产品是二十四行播种机和小四轮拖拉机。当时已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型播种机主要供应大型国有农场，由国家计划定产销；小四轮拖拉机计划内由国家调配，计划外部分厂里可以自主销售。那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不久，跑运输的个体户刚刚兴起，小四轮拖拉机一度非常畅销，供不应求。我一个老家在华阴的大学同学，为买两台小四轮，提着一万多块钱现金来找我，并住在厂区附近的旅馆里等着。如果排队购买需等一个多月。没办法，我找了技校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他批了条子，才解了同学的燃眉之急。

那时厂里的工人都很纯朴，大家彼此都差不多，工资按级别齐步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融洽而单纯。相当一部分工人属于“一头沉”职工。所谓“一头沉”就是老婆娃在农村，家在农村，而自己在城里工厂上班，每个周末回去团聚一次。平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晚上下班后要么约上三五好友，在门口的小饭馆打上几黑瓷碗的散啤酒，吆三喝四，猜拳行令，喝得晕晕乎乎回宿舍睡觉；要么聚在一起打麻将、谝闲传。但到了周末就像换了个人一样，下午早早洗了澡，自行车擦得锃亮，头发梳得溜光，换上干净衣服，带上给老婆娃买的吃货，骑上车子往回跑。有开玩笑者问：“这么着急，回去弄啥呀？”答曰：“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回去看娃交公粮！”说毕，头也不回，归心似箭。

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都不高，每月也就是几十块钱。我进厂第一年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八块五，虽然不多，但这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每月领到工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有一次发了工资，决定到厂门口的小饭馆改善一下伙食，要了一大碗羊肉泡馍，狼吞虎咽吃下了肚。谁知过了不久，便开始腹痛不止，上吐下泻。眼看扛不住了，到厂卫生所一看，急性肠胃炎，打了一下午吊针，才缓过劲来。现在想想，一定是吃了细菌超标的东西，引起的肠胃炎。

在厂里的四年中，最常去的地方是厂图书室。那里的藏书虽不是很多，但仍让我在书架前流连驻足。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翻阅浏览那些文艺作品、文学名著，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去得多了，和图书管理员陈师傅便成了朋友，常常去帮她整理图书。最乐意的是和她一起去采购图书。

那时候，厂里每年给图书室的经费非常有限，除了日常管理所需外，采购图书的钱就很少了。有一阵去购书时，陈师傅都会叫上我，说：“我不知道年轻人喜欢看什么书，你帮我选。”

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解放路的书店里选购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还有路遥的《人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回去贴标签做登记后，我便成了这些书的第一批读者。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常想起那间小小的图书室。

1986年4月，我通过公务员招考，离开了工作四年的农械厂。四年刚好是读一个本科的时间，可以说我在这里读了一所熟悉企业、了解工人、认知社会的大学。这里有我教授过的学生，更有朝夕相处共同奋斗的老师们。尽管后来大部分都离开了这家企业，有的自己创业，有的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在农械厂结下的友谊是深厚的。三十年来我们时常相聚，喝酒娱乐话当年，无拘无束，开心不已。

离开农械厂后，我仍然关注着这家企业，曾经帮助厂里协调解决一些困难。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市场变化加之这家企业技术开发薄弱，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到21世纪初，便彻底停产转行了。如今，这里是城东最大的箱包和鞋类批发市场，生产区也变成了物流基地。尽管人群熙攘，热闹繁华，但当年的农械厂已不复存在。每次从这里经过，我都会向厂区里多看几眼，毕竟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留下过许多年轻时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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