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床上常铺着粗布单子,或格子或条纹,或单色或多色。我喜欢裸身睡在上面,肌肤与单子亲密接触,便能感受到它的粗糙、厚实,虽然没有洋布单子细腻柔软,但它透气耐造,睡在上面有一种亲近自然的感觉。
对粗布单子的喜爱,源于儿时在农村的记忆。我的老家在关中腹地,那里盛产小麦、玉米和棉花。棉花春季播种,喜阳宜墒多虫害,经常要锄草、浇水、打农药。记得有一次小姑姑在生产队的棉花地里打药,三伏酷暑没戴口罩,竟然农药中毒了,下工回来不久便心慌呕吐,浑身无力,脸色苍白。爷爷急忙叫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在炕上躺了好多天才缓了过来。到了七八月,棉株就开始结骨朵儿了,像小桃子一样一天天鼓胀着。有一次我和弟弟在乡下孩子的带领下,偷偷钻到棉花地里摘棉桃吃,摘下一颗,掰开来里面嫩籽白白的,咬一口涩涩甜甜的。结果让人发现了,告到爷爷那儿,回去被揍了一顿。
到了棉桃由绿变红,长到鸡蛋般大小的时候就是快成熟了。忽然有一天棉桃就裂开缝露出白来,刚开始还星星点点、羞羞答答,日头晒上两三天,就纷纷吐出絮来,棉花地里便白花花的一片了。采棉花可是一项辛苦的劳作,采早了纤维不成熟,采晚了棉花就可能变色生斑,适时采摘才能有好品质。我就跟姑姑一块儿采过棉花,头顶烈日,手被扎得尽是伤口。虽然辛苦,但也有丰收的喜悦。那时候穷,买不起洋布,棉花丰收了,庄稼人就有了穿的盖的。生产队给每户分了棉花后,家里的女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搓棉条、纺线、织布,常常要忙上一个冬天,一家人的穿衣铺盖才能有着落。
那个时候,女人们一有空闲,手里便旋转着纺锤,旋出线来缠了再旋。奶奶婆婆们面前的纺车,似乎一直嗡嗡转着,手中的棉条像春蚕一样吐着棉线。纺完了线就要织布了,先在院子里栽上桩子,把纺好的棉线绕成经线,要织几丈布就排几丈的经线。然后再把经线绷在织布机上,纬线则缠在梭轴上,准备工作就算做完了。在儿时的我眼里,黄道婆发明的织布机是一架十分精密复杂的机器。我常常跑到二奶奶家去看她织布,坐在织布机上的二奶奶,仿佛在做着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操作起来庄严而富有节奏。踏板在她的脚下左右踩动,一手穿梭子一手拉梳扰,随着“吱扭哐嘡……吱扭哐嘡”的机杼声,粗布便一寸一寸地织了出来。我常常在这种声响中沉入梦乡……在乡下的冬天里,嗡嗡旋转的纺车装点着孩子们的梦境,哐嘡哐嘡的机杼声成了孩子们美妙的催眠曲。
粗布织好后,需要浆洗捶打,这样才能平展耐用。用这样的布给家里人做夏天穿的汗襟子、裹肚子、裤衩子,再剪出几丈来染成黑色的,给男人们做春秋穿的衫子、褂子和裤子,冬天御寒的棉袄,还有裹裆棉裤。女孩子只有到了出嫁时,才能扯上几块洋布做嫁衣。农村的被里子、单子就更不用说了,都是用这种土布做的。
在物资短缺、“一大二公”的年代,妇女们织的粗布不仅自家使用,也是农民唯一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在三年困难时期闹饥馑的时候,村里的男人们背上自家婆娘织的土布,跋山涉水到地多人稀的地方换些粮食回来,这样家人才能度过饥荒,保住性命。那个时候,粗布单子也是农村孩子学费的来源,每到开学前,母亲们就会从箱子底拿条土布床单,到集市上卖掉,换来一卷皱皱巴巴的钱,塞到孩子手里,到学校交学杂费,孩子才不至于失学。
我小时候冬天回老家,都是躺在这样的粗布单子上,盖着粗布被子睡觉的,我的皮肤似乎对粗布有了记忆,躺在这样的铺盖中才睡得踏实。记得“文革”后期,我转到六十四中上学,在贺韶村姨父爷屋里住了几天。姨父爷“文革”前在青海省财政厅工作,“文革”中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年近六旬的他孤身一人住在老屋的一间房里,每天下地干活,还要自己做饭。我去时正是初秋,姨父爷用门板给我支了一张单人床,怕我睡不惯光床板,便把他用的薄褥子和单子给我铺上,自己却睡在光席上。晚上躺在汗腻腻的粗布单子上,尽管能闻到它散发出来的汗味、烟草味,但我依然睡得很香。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手工粗布已难得一见,但我对粗布单子的情愫却一直未泯。每当在农村碰见纺车和织布机,或者有妇女织布,我都会默默地看半天,听着它哐嘡哐嘡的声响,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乡下……如果在集市上碰到有卖粗布单子的,都会忍不住买上一条。老伴说:“你买这么多粗布单子,什么时候能用完?”我说:“留着吧,慢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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