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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东方的中国，现在给了我们一大觉醒。〃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他也追寻了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相关语录：〃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更是赋予中国神圣的色彩，令人向往。这或是一种文化认识上的〃弯曲〃现象，然而，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等一长溜的大人物的话，成了他了解和认同祖国文明的兴奋剂，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布朗认为汤生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到后来，不仅希腊文、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他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他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种语言与人交流，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对此，他则自谓〃吃不消〃。晚年他曾对人说：〃旁人只看见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当回忆起读书时的往事，他也不禁慨叹道：〃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①他是个记忆天才。连西方一些饱学之士，都畏惧与他交谈，因其所读之书，不仅有为那些学者未曾翻阅的，还有世间无法获得的孤本。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的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　他所教授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则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1877　年4　月，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相关科目的考试，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学位考试中又表现非凡，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他仅20　岁。而后又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他自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义父又为他联系入巴黎大学，他又转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意在学一些法学和政治学。其间数年，他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其实当时汤生只22　岁，即已遍学科学、文学、哲学，并熟谙各国语言，造诣绝非一般中国留学生可比。

他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此时父母已先后过世，他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布朗支持他重归东方，这位善良友好的英国绅士真诚相告，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西洋眼镜，会通中西，日后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1）

〃群氓〃一词来自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e　Le　Bon，1841…1931）的著名作品《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部著作脱胎于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在沉淀了感受后，经由记忆得出了分析与论断。勒庞发现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梳理分析了群体心理，却无法阻止它们的发生。目前，〃群氓〃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按照勒庞的说法，群氓就是聚集起来表现为同质均一的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这位研究者在导言里说：〃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这个定义听起来，跟我们的社会体制、所受的教育有点格格不入。他说，当时的欧洲〃是混乱加上一条来福枪〃，一种为维持秩序而对物质力量的利用，那里的政治家们不再敬畏上帝，而只崇拜（或者说是一种恐惧）群氓……乌合状态的民众。

如果在英国感受一场足球流氓闹事，那可能会对辜鸿铭的〃大不列颠群氓〃加深理解。2005　年9　月，莱克茜·　亚历山大编剧兼导演的《足球流氓》（Hooligans　）公开上映。所谓〃足球流氓〃，其平时一贯表现不好，品行恶劣，道德素质低下，经常在足球场上寻衅闹事，劣迹斑斑。他们到足球场并非是为了欣赏足球赛事，而是借看球之名发泄情绪和寻找刺激，并故意制造事端。

说到英国足球流氓的诞生，要回溯到二战之后的欧洲重建期，那时的英国人心情苦闷，看球风气遂即滋起，数中下阶层的青少年尤胜，偶尔会有失控的场面，例如球迷冲进球场以及小型的斗殴等，由于当局控制不力，逐渐形成了〃次文化〃现象。足球场上酿成的悲剧骤然增多。在所有的这些现象中，模仿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社会认同起了关键的作用。随着斗殴愈演愈烈，足球的〃次文化〃在20　世纪的整个70　至80　年代日益被视为〃犯罪〃，当局开始动用警力予以取缔。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这种〃次文化〃也跟着被快速地政治化，反而更满足了青少年群体挑战权威的*。英国政府早期的处理不当所造成的这一社会情绪的扩散，不能说不是一种激化原因。假设英国早年即重视青少年中的〃维特效应〃，并把这种暴力行为视为〃次文化〃问题来处理，或许〃足球流氓〃问题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也未必。

说到20　世纪80　年代的英国足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利物浦队的称霸天下，而是臭名昭著的英国足球流氓。这些人以球迷的身份随球队一路征战，在欧洲各地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1985　年5　月29　日，英格兰利物浦队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进行欧洲冠军杯决赛期间，爆发球迷骚乱。先是英国足球流氓寻衅滋事，扰乱球场；接下来的是，隔离两队球迷的围墙被挤倒，意大利球迷遭到涌过来的英国足球流氓的杀戮，在数万人的目击下，39　名球迷当场死亡，300　人受伤，整个海瑟尔球场变成了血肉的磨坊。1989　年4　月15　日，足总杯半决赛，利物浦队在希尔斯堡与诺丁汉森林队交手，结果由于发生球迷骚乱事件，造成了96　名球迷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利物浦队的球迷。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2）

早岁游学欧洲列邦的经历，让辜鸿铭对于欧洲的现代文明，及时地予以确认，他说过：〃必须承认，今天欧洲的现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的确取得了成功，而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别的文明能达到这一点。〃同时，他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步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曰道德力。在过去的欧洲，这种曾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人们情欲的道德力是基督教。可如今这场血腥的战争已超越了它，它似乎已经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然失去了效用。①在他看来，如果说，这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根源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那么，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则是德国的强权崇拜。他的结论令世人惊愕不已。

1880　年，他登上了去马来亚的轮船，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1881　年岁末，他偶然认识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②，经过三昼夜的倾谈，他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由此他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他向殖民当局辞职后不久，即来到华洋杂处的香港，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中国经典，对中国学术思想恍然醒悟，写出了平生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学》，文章概述了西方19　世纪以来的汉学发展情况，严厉批评了西方汉学家们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不足。此文在《字林西报》①上连载后，他兴冲冲地赶到上海，想请教马建忠，未如愿相遇，乃随处旁听一些塾师讲授〃四书〃。其中，〃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里这句本意是说洗澡的话，却给他留下至深印象，他进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尝不是如此？联想到基督教徒的每日忏悔，汤生决意要使自己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他借用〃汤之盘铭〃之句，给自己取了个字，叫鸿铭。鸿者，弘大之意。商汤王在洗澡盆上刻写警语，他将此义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所指出的大不列颠为代表的〃群氓〃品性，形象地说，其特征与后来出现的英国足球流氓现象颇为神似，活脱脱一副声称用武力维护圣教，实则肆意抢掠的西方暴徒皮萨罗（Franeiso　Pisano）的形象。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未能认知〃礼〃，*不羁，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其特征就是不能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本质上则像是有待戳破的可怜虫的美梦。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探讨着国人的礼仪制度和精神方式，摆出为国粹做辩护士的滔滔气势。他说：希伯来文明曾授予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予〃礼〃，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而中国文明，其教化是〃义〃〃礼〃并重的。欧洲人以犹太教的《圣经》为蓝本，建立了他们现代的欧洲文明、这部《圣经》教导欧洲人要热爱正义，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要行得正。而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设计的文明蓝图，虽然也这样教导我们中国人，但它还补充了一句：〃要识礼。〃简而言之，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而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3）

他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西洋〃文明〃，流弊无穷，他说，现在的欧洲，人们拥有一种满足心灵而不是头脑需求的宗教；有一种满足头需要而忽视心灵渴望的哲学。而中国的儒学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因此，其中必定存在像宗教那样能给众生以安生感和永恒感的东西。因此，西方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以补救。

一个在英国语言和文化下长大的中国人，成年后蓦然回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春秋大义》中他说，最好的文明不是能制造马力大的机器，而是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温良恭谦的君子。他还说：〃当今人们爱奢谈什么追求自由，可我敢说，要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国吧……那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和所得税，总之，没有这类使欧美人民苦不欲生的东西。〃在他看来，那些接受了〃西方文化标准〃的中国人更是不肖，他们学会了背叛。

这些人从欧美人那里，从欧美群氓那里，学会了怎样*不羁，怎样不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北京，他们成为一群被英国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怂恿、纵容和推崇的乌合之众。①他指出，在欧洲，对物质力的迷信进而崇拜暴力，而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早已荡然无存。他提醒人类告别动物的蛮荒。他提到，剑桥的迪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1932）教授的一篇题为〃战争和战争的出路〃的文章说，要〃招进群氓〃，由此将为欧洲带来革命和混乱……一场更大的灾难。他进一步认定：〃今天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正根源于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即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于武力来维系。〃在他看来，〃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战争，而是不断地武装自己的需要，一种必须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绝对的需要〃。与之绝然不同，〃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生活在战争的渴望之中〃。其中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在中国，每一个个体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质力量保护自己的必要，是因为他确信公理和正义被公认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而道德责任则被公认为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完全是率性而为，1885　年前后，辜鸿铭在折回香港的船上，曾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引为奇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于是，他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府之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4）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他说：正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导致了今日世界上的群氓与群氓崇拜。这是因为，自私使我们见利忘义，而怯懦则使我们不敢单个地去反抗群氓。

人们往往认为今日世界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是德国军国主义，我则以为它们恰恰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这二者结合，从而产生了商业主义。这种商业主义精神笼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为最，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大敌。所以我认为，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①

在他的认识中，以自私与怯懦为特征的〃商业主义〃，差不多是大不列颠为代表的〃群氓〃品性的精神根源。按照他的逻辑，由于不懂〃礼〃而喜欢仰仗实力的商业主义精神，因而产生了自私与怯懦，最终沦为英国的群氓崇拜，又由于群氓崇拜的泛滥而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教和军国主义，最终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他回国初期虽然脱下西装革履，换上长袍马褂，但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也颇支持。他订阅上百种世界各国报刊，凡闻外国有新发明及有关时事，必向张之洞逐句翔实解说，以作启迪之助，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

他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置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也不是以科学的残杀互相回敬，更不是通过部分地或全盘地将中国西化，而是使中国更加中国化，用中国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温和地对待罪人，宽容地对待违法者。他甚至认为：

制止一种社会和政治罪恶，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办法，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唯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②

他的国学是留欧回来改弦更张后自修补习的，时已进入〃而立之年〃。张之洞幕中多翰林、进士，他遍请这些老先生们教他汉学，得到的回答却是千篇一律：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圣传。幸有总督大儒张之洞收下他这个门徒，亲炙中国文化。他在张之洞的引导下，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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