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诸多的采访中,对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6年5月29日,我访问了胡德平。他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我,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 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
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化大革命”。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九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亮着台灯,传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化大革命”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由于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胡耀邦秘书陈维仁给我讲述的故事,也非常动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住进了五十三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3)
胡耀邦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1996年5月28日,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所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他被送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被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五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五十三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九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
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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