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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夜谈(第1页)

一轮圆月映在水中,水波又把月影揉碎。微波荡漾,光和水仿佛在嬉闹。

“就在这儿分手吧。请上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道。

“实在太感谢了!”连理文说得很慢,他的日语还不熟练。

跟他并肩站着的小伙子提着灯笼,灯光照在岸边的一艘小船上。“照顾不周,还请包涵。”小伙子微微低头行了个礼。

“正助,你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成就,真了不起!”

“连先生,你的日语进步多了,说起客套话来也进步多了。”

“哈哈哈……是吗?”

“毕竟你来日本还不到一年呢。”

“那咱们就再见了。”连理文说完上了船。

远处的海面上,依稀可见唐船[1]的黑影。船夫静静地摇着桨,小船在不知不觉中离了岸。站在岸上送行的小伙子把灯笼举过头顶,灯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长长的脸,上头还残留着少年的影子。他叫大久保正助,虚岁刚刚二十。

唐船一靠近,小船上的连理文就摘下包裹着的头巾,辫子松弛地垂落在他背上。唐船似乎早就知道他要到来,从甲板上垂下一条绳梯。就这样,连理文在萨摩的坊津海面坐上了开往长崎的唐船。

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日本的年号是嘉永二年。这一年,从清国开往长崎的贸易船有八艘,其中第七号船在天草失事了。连理文在萨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号船。在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清国开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须持有证明,即所谓的“信牌”。第四号船的信牌上写着“李亦圣”,船主是钮心园,但实际上船主是厦门金顺总号的老板连维材。七年前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国被迫接受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而在那之前,就像当时的日本只把长崎作为对外窗口一样,清国只有广州是贸易港。之后,金顺记主要在香港和上海拓展业务,总店形同虚设。连维材的四儿子理文原来在上海,去年他主动要求去琉球。

“哦?想去一年看看?也好。”连维材答应得爽快。

其实,理文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忘掉一切。他结婚才一年多,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内心创伤极深。琉球的工作很艰巨,而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萨摩的岛津藩早就把琉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并通过琉球和清国交易。所谓的“交易”,即琉球作为清国的附属,接受清国的册封,并向清国朝贡。当然,这是得到幕府承认的。原则上,和清国及荷兰的交易只能在长崎进行,而且必须通过幕府的垄断机构——长崎会所。但在日本各藩中,只岛津搞对外贸易,拥有从清国进口的“唐物”。文化七年(1810年),岛津迫使幕府准许其在长崎出售唐物。起初,在货物品种上有限制,但岛津硬是扩大了品种。岛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慑力,是因为手中有一张王牌——“这是为了帮助琉球,如果不这么做,琉球就会脱离日本。”对此,幕府不得不让步。

总之,岛津充分利用参加长崎会所的特权,不,应当说,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特权,起初只是买卖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后来也偷偷从事其他对外贸易。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发现,幕府立刻就会怀疑其走私,这有可能导致其倾家荡产。但岛津藩只要一说“这是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就万事大吉了。可以说,这是岛津藩最完美的护身符,由此,既保证了贸易品来源之合法,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场——长崎会所上出售。

当然,走私贸易不会有正式记载,但琉球搞朝贡以外的贸易,圈里人心知肚明。唐船在琉球停靠,出售唐物,购买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不过和长崎不同的是,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个麻烦的信牌。后来,唐船扩大范围,甚至出现在了萨摩的海面上。由于和岛津贸易有利可图,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开往长崎前,都会先在萨摩海面或近海各岛处理一部分货物。有的唐船进入长崎时几乎是一艘空船。

岛津藩的走私对象主要就是金顺记。连理文去琉球也是为这事儿。另外,他还担负同萨摩谈判的重任。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对方的负责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惯例,四号船会在坊津卸下和岛津交易的货物,然后开往长崎。连理文有事要去长崎,于是决定乘坐这艘船。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当时,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习文书。

四号船甲板上锣鼓喧天。为庆祝安全抵达,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长崎衙门处理。不一会儿,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给唐船拴上缆绳,将其引如港内。入港后,唐船再次下碇,锣鼓再次响起。等锣鼓声停,长崎衙门的检查官和通事们便登上唐船。他们把写着禁令的木牌挂在桅杆上。禁令是以日文写成的,由通事译成汉语,念给船上的人听,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

念完禁令就是办入境手续,即检查信牌、货物单和花名册。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册上写着他是从清国上船的。货物单是开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给萨摩的货物,这就需要事先和岛津当局商谈交易数量——这也是连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证件之后,就是那个有名的“踩圣像”考验,通过者才可上岸,但上岸后不能在街上随便走动。荷兰人在出岛,中国人在唐人坊。其实,元禄以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崎是杂居的,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较放心。不过,这直接导致了私人间的秘密交易。再加上康熙帝对耶稣会采取宽容政策的消息传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开始关注中国人和天主教的关系。

唐人坊建于元禄二年(1689年),位于长崎十善寺御药园地(幕府的药草园),面积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3],比荷兰人居住的出岛(不足四千坪)宽敞多了。荷兰人把出岛称作“远东监狱”,因为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中国人若要参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还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虽然外国人被圈在一个地方,但他们可以叫妓女进去,以解在异国的寂寞。长崎丸山的妓女分为“挣荷兰钱的”和“挣唐人钱的”。海上航行艰苦劳累,要说有什么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踩圣象”一结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悦的神色。经常往来这条航线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还有“长崎老婆”。

连理文兴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到长崎,自然没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动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连哲文比连理文大两岁,他已脱离家业,专心从事绘画。半年前,他从宁波乘坐以“郑朗伯”的名义领取信牌的第一号唐船来到长崎。原则上,商人、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长崎留居数月,然后乘原船返回。但有的中国人是受长崎地方长官的非正式邀请而来的,他们可以长期居住,比如某些医生、画家、文人和僧侣。据说哲文是因为听了同行画家的介绍才产生了来日本的念头。他毕竟是艺术家,喜欢四方云游。他曾一度待在苏州,但就连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难见到他。

“已经三年没见面啦。”在去往长崎的船上,理文扳指一算感叹起来。他上就要三十岁了。一想到年龄,脑中就会浮现亡妻的面容。妻子面孔修长,身材苗条,到死都没失掉孩子气。对,她长得很像正助。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理文终于发现了自己对正助怀有好感的原因。在鹿儿岛,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来往,他们类型各不相同,比如一个叫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的青年,身材魁梧,性情稳重。理文虽觉得他是个有为青年,但总觉得不如正助亲切。跟正助分别时,理文曾把魏源的《海国图志》送给他。正助翻看了几页,低声道:“我想让吉之助也看看。”《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根据林则徐提供的资料所写成的。在书中,魏源叙述了世界形势,并主张中国必须推进近代化。确实应该让西乡吉之助这样的青年读读这本书,不过理文只想到了要送给大久保,而没想到西乡。

唐人坊亦称“唐人馆”,中国人也称其为“华馆”,境内称为“馆内”,直到现在日本还留着“馆内街”的地名。华馆四周围着七尺[4]多高的砖墙,墙外掘出六尺深、六尺宽的壕沟。华馆的大门被称为“一门”,里面有官吏值班室和交易所,跨进“二门”才是被称为“唐人本部屋”的居住区。

已有三艘唐船进入长崎,馆内居住着有四五百名中国人。二门旁站着二十来名同胞,大概是来接人的。理文以为哥哥会在里面,但看了一眼发现没有,正准备往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喂!在这儿!在这儿……理文,你发什么呆呀!”

理文顺着声音再次看向二门旁。“啊,三哥!”他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正是哲文。理文刚才没有认出他是有原因的——哲文发型变了。清代的中国人都是剃去前半个脑袋上的头发,将后半个脑袋上的头发梳成辫子,像理文这样在日本待了近一年的人,大多会用头巾遮住脑袋。而哲文却蓄了满头黑发。理文不觉从侧面瞅了瞅,哥哥脑后已没了辫子。

“你脑袋怎么啦?”

梳辫子是满族风俗。满族统治中国后,将自己的风俗强加给汉族。这种强制非常彻底,即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理文自然对哥哥感到讶异。

“当和尚不就没事了!”哲文笑了。

满族信佛,尊敬僧侣,准许和尚剃发。因此,清初不少大汉民族主义者为抵抗这种奇异的风俗,便出家当了和尚。不过哲文剪掉辫子后又开始蓄发,整个脑袋长着三厘米长短的头发。他似乎还有点担心,边走边不时摸摸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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