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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小说网>张静江与张石铭的关系 > 第13部分(第1页)

第13部分(第1页)

业银行的总稽核;孔颂馨原是国信银行的监察人;张仲森是张家初闯上海滩时开办的盛大钱庄的副经理。

到了抗战胜利后经国民党官方“整顿”,加入领导层中的“大腕儿”人物就更多了,其中王晓籁,是号称海上闻人的人物,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他还是大来、天来、泰来等丝厂的老板(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娶了张秉三的一个女儿);盛苹臣是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七),在重庆时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公馆派”人物,也是股票市场上的弄潮儿;李祖永、李祖基、李祖洵兄弟,是著名实业型家族浙江小港李家的实权派,其中李祖永是大业印刷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另外,徐士浩是大中华火柴公司的董事长;吴同文是颜料业界的巨子(北京西路常德路路口绿房子的主人);姚慕莲是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渔牧公司的董事长(他与张家还是亲戚,他的儿子娶了张叔驯妻子徐懋倩的三妹);孙锡三是寿州孙氏家族企业的代表人物、中孚银行后期的总经理;张星联是民国财政部次长张寿庸的儿子;吴启鼎是四明银行的总经理;盛丕华是创办了很多企业的著名实业家,生意上与张家是老搭档,大世界对面的红棉酒家就是他创办的,张家也是股东;张家的这些银行也常借红棉酒家开董事会。盛丕华1950年代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无论如何,这个阵容都无法小视。

当然,张氏家族的资本在其中总是占优势。张家人除了张芹伯担任董事长外,张葱玉、张秉三、张振飞等也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有意思的是,张家大房的老七,一向以思想前卫著称的张叔驯,在张家大办银行的时候却没有加入这些银行队伍,而是别树一帜地投资其他新型工业,按照他独特的思路我行我素。

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2)

3家银行中创办最早,而且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是东南信托公司(1949年1月改称东南商业信托银行),成立于1931年5月,注册资金为100万元,一次收齐。发起人是张芹伯、孔颂甫和张葱玉(即常务董事);董事中有谭敬、朱海初、张景吕、张振飞、程伯奋、张叔培;监察人为徐玉书、张仲森、周伯乐。张叔培担任经理,顾趾桢为襄理。顾趾桢后来成为张葱玉的小舅子(他的姐姐顾湄1938年与张葱玉结婚)。这是家纯粹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包括汇兑及押汇、各种存款、放款、票据承兑及贴现、买卖有价证券、代理收付款项、保管贵重物品等等,行址设在距外滩不远的中正东路(即现在的延安东路)134号,那是一栋非常气派的洋楼。2

三年后(1934年3月)张芹伯又创办了江海银行,总行设在号称上海华资银行最集中的地段(宁波路109号)。这个银行的注册资金也是100万元。人家办银行资金往往是逐步到位的,而张家总是一次收齐。该行的经营一直很不错,嗣后又在杭州和重庆设立了分行。抗战中总行迁往重庆,由张家的老本家、曾经为张静江打理过股票经纪字号的张秉三掌管,上海行改成分行。上海分行的资本注册为55万元,董事和监察人中有孙吴瞻、吴蕴斋、黄彦英、徐伯熊、盛丕华、包诚德。抗战后期(1944年11月)上海分行因无法承受汪伪财政部的挤压,只得宣布停业,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方得以复业。抗战胜利以后总行迁回上海。总行资本战后仍为100万元,每股100元。最兴旺的时候,这个银行的职员有180人。3

第三家银行是大康银行(1948年4月更名为大康商业银行),行址在宁波路112号,创办于1936年。1936年这个年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上海,是已经造成了经济大恐慌的年头,而张芹伯在这时仍有力道发起创办新的银行,自是不同凡响的举措。

大康银行最初注册资金50万元,跟东南信托公司和江海银行一样,都是一次收足。1941年9月增加资本150万元,连同原先的资金共计200万元。1942年6月,汪伪政府财政部下令通行中储券,原先的法币只能以2:1的比价兑换成中储券,就“缩”成了100万元。后来的几年中,汪伪财政部一再指令要增资,经董事极力维持,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该行的资本已经增加到2000万元。抗战胜利后继续增资,至1947年5月增加到6000万元(其中有通货膨胀的因素)。该行共有职员六十余人,在张芹伯去世之后,后期的经理是原长城银行的经理葛永祺,张家的老乡李松青(当初是张家的账房先生)出任了后期的董事长,张葱玉和华新呢绒公司总经理陈梅芳为常务董事。监察人仍旧请出张家的老法师张秉三。4

这个银行规模虽不太大,但业务范围齐全,除了国际汇兑以外,跟一般大银行没有大的差别,除了办理定、活期存款,还办理各种抵押放款或贴现、票据承兑、国内汇款、代理收付款项、买卖公债、库券、代理投资及出租保险箱业务,甚至还代理招募公司债券及公司股份,生意一度十分兴旺。

郑振铎七十万元收购了张家藏书

从张芹伯一生的生活轨迹来看,办银行,搞经营,并非他本人的最爱,只是作为长房长孙,他不得不打理家业而已。在张家后代眼里,这位大伯父不像个银行家,而是一位老夫子、老学究,因为他并不善于算计,不善于跟狡诈的商人讨价还价,在矛盾尖锐的场合,他宁可退居二线,而叫侄子张葱玉顶在前面。他每天在银行只上半天班,回家吃过中饭,就一头扎到他的书房里,摆弄他的藏书去了。

读书、藏书、研究版本目录,才是他最用心的事业。

上海三马路(汉口路)上的旧书店是他经常转悠的地方,他有他的读书、买书、品书的生活圈。来薰阁的店堂里常年放着两把摇摇椅,专供那些来选书的老主顾们休息。鲁迅、郑振铎、缪荃孙、张石铭、张芹伯,都曾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一起聊版本、谈掌故、侃大山,老板把他们待为上宾,总有好茶伺候,时不时地还要按照他们各自的胃口,把需要的书送上门去。张芹伯继承了其父大部分藏书,也继承了其父乐于考证的优雅心性,只要一卷书在手,他可以忘却窗外的一切。若是碰到久已仰慕的珍本、孤本,他宁可拿出一条弄堂的代价。他曾卖掉在天津的房地产,用来购买一批宋元珍本,宋版的《资治通鉴》就是那时买来的其中一部,仅这一部书就装了整整一大箱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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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3)

“八一三”淞沪会战一声炮响,打破了老夫子们的怀古旧梦,上海的租界顿成孤岛。孤岛生活并非真空之地,渐渐地,殃及到了藏书家们的藏书。战争年代,世道纷乱,大家都在逃难,家有藏书的人家生怕在大乱年头,无力照应原本视若生命的藏书,与其成为炮灰,还不如早早送出家门,于是纷纷出以易米。不仅是藏书,大凡战时不易保住的东西,这时一律市价大跌,纷纷涌上街头地摊。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里还有暂时的相对平静,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战时商场。一方面江南这个人文荟萃之地,积累了多少代的世家藏书,从水路、陆路整车、整船地不断运到上海;另一方面,南北书商,包括美国、日本的文物贩子,纷纷挟巨款前来抢购,而南北书商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国外的什么文化机构做后盾。郑振铎先生就曾写到,他曾亲眼看到,一家北方的旧书商从上海买下大宗古籍线装书,在一个邮局里打包北寄,一次就寄走了一千多包。中国读书人的民族良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有识之士纷纷致电已撤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相关部门,呼吁应当由国家出面,来抢救这些濒临劫难的古代珍贵典籍,否则,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将要远渡重洋,才能看到自己民族的珍籍了。

在这个背景下,重庆方面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抢救中国古籍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具体负责在沦陷区,当时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抢救那些行将被席卷而去的宋元古版和其他珍贵藏书。这个工作小组由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财政部次长张寿庸,以及版本目录学界的著名专家郑振铎、徐森玉、张元济、叶恭绰、何炳松等人组成。他们在朱家骅、陈立夫的支持下,运用中英庚款先垫付的款项和中央图书馆新馆的建设费用,迅速展开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在沦陷区敌人的鼻子底下与奸商抢时间,抢救故家藏书。这项工作从1940年年初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历时两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些成果中,就包括了张家三代人的宝贝藏书。

到张家来收购书的是郑振铎先生,具体牵线人是张葱玉。张芹伯与郑振铎原先也认识,但是要到家里来看书、买书,还有个购书价格问题,中间的协调人是必不可少的。从现在公布出来的资料来看,这个中间人是张葱玉。张葱玉本人也有很多书这时也由郑振铎收购去,包括他那视为特藏的200部历代历书。

整个收书的过程,包括讨价还价的过程,以及郑振铎对张家藏书的评价、当时看到这些藏书时的心情等等,现在都已经公布出来了,是保存在台湾中央图书馆里的、当年郑振铎写给蒋复聪的一批信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郑振铎的这些信函,现经著名旅美学者沈津先生整理注释,发表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杂志上。9其中有关与张芹伯打交道、收购张家藏书的内容占了不少篇幅。66年之后,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当时的珍贵的真实记录,仍令人为张芹伯这位老夫子捏一把汗,因为熟悉他的品行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想出卖这些藏书,那真是在割他的肉啊!

据他的儿子张泽璂先生说,其父出售这些藏书并非因家里经济不宽裕、等钱花,也不是因为家里地方小,放不下了,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入租界呢。真正的原因是听张葱玉说,日本人看中了张家的藏书,正在托人联系高价购买,而国家也正在抢救古籍善本。张芹伯觉得,与其被日本人抢去,还不如卖给国家。按照张芹伯的本意,他根本不想卖,只是感到大势所趋,战乱中人说不定哪天都没命了,这些宝贝书靠个人力量是没有安全保障的,还是交给国家更合适些。在这种情况下,就决定脱手了。

后来远在重庆的朱家骅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也是劝他识大局,把书卖给国家应属上策,还跟他叙乡情。他看了信很高兴,因为朱家骅是张静江的老部下,曾任杭州市市长,与张家非常熟悉。他没有孩子,张静江有12个孩子,他很羡慕,还曾提出向张静江过继一个孩子(张静江的确曾把一个女儿过继给他,若干年后又回来了,详情后叙)。有了朱家骅的鼓励,他才下决心把最好的书拿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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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4)

当郑振铎听说美国人也在动张家藏书的脑筋时,着急地给蒋复聪写信说:“风闻张芹伯之弟在美国留学者,曾于最近来函,欲代美国某图书馆大购宋版书。平(北京)贾已开出书单若干寄去,国宝一失,不可复得,大可焦虑!务恳速为设法,或由渝设法通知张某,不应代为收购,欲购者,必须经过审查,验明无关文献,并非国宝,始可任其寄发。否则,必须设法截留。此事关系民族文化太大,务恳告知骝(朱家骅)、立(杭立武)二公,速想一妥善办法为荷!”(1940年5月21日)其实当时张芹伯并没有在美国留学的弟弟,可能是误传,但是把郑振铎紧张得不得了。而当时各种势力都在“虎视”着张家的藏书,这倒是事实。

在1940年7月20日的信中,郑振铎又汇报说,他已经接触到张芹伯的藏书了,“刻下积极进行者,为张芹伯及嘉业堂二批书。芹伯书中仅宋版已有七十余种,黄跋本有百种左右,诚南瞿北杨之后劲也。”在这封信中郑振铎还提到张葱玉的藏书:“现存款无几,刘晦之之宋版书及张葱玉书,均亟待续款寄到,始可进行。”

郑振铎买到张家的第一批书,是黄丕烈校跋本,看来是在1940年10月底拿到手的。郑振铎在11月1日的信中向蒋复聪汇报说:“芹款已到,连定洋万元,共已付四万元(上月底付三万)。昨日傍晚,取来黄氏校跋书一百零一种,三百又三册(中一种仅有藏印),点收无误。兹抄目奉上,乞存查。此批书琳琅满目,应接不暇,虽仅二箱,而浩若渊海,黄跋书当以此为巨观矣。披览终夜,喜而不寐,摩挲未几,几于忘机。宋元部分,待点查完毕后,亦即可收下,乞勿念!”得宝后的欣喜之情,已经情不自禁。

郑振铎不愧为识货之人,这101种黄丕烈校跋过的藏书,是张芹伯藏书的一大特色,是得之非常不易的宝贝。张芹伯为此非常得意,引以为荣,他曾得意地对儿子说:“黄跋书,全国没有人比我多了!”10

到1941年5月,郑振铎方才真正接触到张芹伯的宋版书中的至精部分。他在这年5月21日的汇报信中具体列举了四家藏书,而张芹伯的芹圃藏书列在第一位。信中说:“(一)张芹伯(芹圃)之藏书一大批(衣仁先生携上之《芹圃善本书目》即张目)总数约一千五百余种。除普通书外,善本约有一千二百余种,惟亦有中下之品窜杂其间。最精之品,总在五六百种以上。‘经部’若宋刊《篡图互注周易》、宋刊《易注》、元刊《韩诗外传》、宋刊《仪礼经传通释》……‘史部’若宋刊《史记》、宋刊《五代史记》、宋龙爪本《资治通鉴》、宋刊《通鉴纪事本末》……‘子部’若元刊《孔子家语》、宋刊《近思后录》宋刊《黄氏日钞》……‘集部’若宋刊《楚辞辨正》、宋刊《反离骚》、元刊《李太白集》、宋刊《草堂诗笺》……大半均为铭心绝品。其他明钞明刊,亦均佳。黄尧圃校跋书亦在百种以上……曾偕森公(徐森玉,字鸿宝,湖州人,算是张家的大同乡,解放前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至其寓所审阅数次,极感满意,颇有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尚拟再往一二次,俾能尽读其精品。此批书,张氏去岁开价五万(或美金三千),曾还以三万,芹伯嫌过低,然亦表示可以接近商谈……”

这是一批张家藏书中的至精部分,在价钱上自然有一番讨价还价,直到这年的10月底,总算双方最后谈妥了,决定以70万元“搞定”(中有物价飞涨的因素),并签下了购书合同。这时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一个多月了。

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因为只要日本人一打入租界,所有的掩护屏障就都不存在了,抢救图书的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了。

在1941年12月2日,也就是说,距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天,郑振铎还沉浸在获得张家藏书的巨大喜悦之中。他在给蒋复聪的汇报信中情不自禁地说:“芹货点收,将次完竣,佳品缤纷,应接不暇,静夜孤灯,批卷相对,别有一种异香溢出册外,诚足自喜自慰矣。兹将接收之宋本编目奉上,俾便考查……我辈有此一批宋本加入库中,顿添无穷生气,若再得瞿、潘、杨所藏,则恐不仅人间第一,亦且远迈天禄琳琅而上之矣!三百年来,殆将以吾藏为最巨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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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界和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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