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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文学旬刊》第三十七期上。并且还在文末以编辑附记的形式，予以推荐。几天后，王任叔将自己的新诗草编成集，取名《恶魔》，寄给郑振铎，又得到了郑的赞许。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四十期上选发了《恶魔》中的短诗《遣闷》，并在给王任叔的回信中表示：“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选登出来。”

这一年的7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应宁波教育界的邀请赴甬讲学。在这次讲学活动中，郑振铎与王任叔第一次会面，由此更加深了他们间的友谊。1922年底，经郑振铎介绍，王任叔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早期作家之一。

在王任叔与郑振铎的交往中，郑振铎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给予王任叔以极大的影响，王任叔发奋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就相继出版了《监狱》、《破屋》、《殉》、《阿贵流浪记》等多部作品，成为文学研究会中有成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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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的两位元老：郭沫若与张资平

张资平与郭沫若是相识最早、交往最早、关系也最密切的两位创造社的*。他们相识于在日本留学期间。张资平是广东嘉州（今梅县）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1914年在日本明治大学预科结业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同时入学的还有郭沫若和郁达夫。尽管张资平后来被分配到第五高等学校学习，可是短暂的“一高”的同窗经历，使得郭沫若与张资平这两个游子成为他乡遇的“故知”。

1919年夏张资平考入日本帝国大学地质系，而郁达夫则考入这所大学的经济系。他们在同室而居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经常聚在这里谈论文艺，张资平受到感染，开始创作小说。1921年6月郭沫若提议，在张资平的宿舍召开会议，宣告成立文艺社团：创造社，因而张资平成为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

第二年张资平完成学业回国后，工作多有不顺，先是经营矿山失利，后来到武昌师大任教，不久这所学校又倒闭，只好赋闲写小说。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找到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请求帮忙。郭沫若亲自介绍张资平加入了国民党，并推荐他担任了总政治部国际宣传局少校编译。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出走日本，张资平藏身于武昌租界搞创作。此时张资平的创作开始走上媚俗的歧途，炮制恋爱小说，牟取丰厚稿酬。他的小说题材千篇一律，技巧模式化，因其所写多为三角四角恋爱，被誉为三角恋爱小说家。

1938年郭沫若回国抗战，出任国民政府军委第三厅厅长，田汉、郁达夫、冯乃超、阳翰笙、郑伯奇、穆木天等人都纷纷到郭沫若部下工作，而张资平却避而不见。自此郭沫若与他的友谊也就终结了。不久，他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在汪伪政权农矿部当了个“技正”，还担任汉奸组织“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对他的倒行逆施非常不满，在一次演讲中说：“在文艺圈内投向了敌人的，北有周作人，南有张资平，这些没有骨气的民族逆子，艺术反贼，不仅葬送了他们自身，也葬送了他们的文艺。”

张资平在抗战胜利后被起诉判刑一年又三个月。解放后他因贫困无业，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写信要求工作。后被安排在光实中学任教。1955年6月因叛国罪再次被捕，于1959年12月病死于安徽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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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相投，情同手足：李叔同与夏丏尊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又名广涛，字叔同，号漱筒，法号弘一，人称弘一法师。在异母三兄弟中，他行第三，小字三郎。他的祖籍为浙江省平湖县，生于天津。父亲李世珍，曾在天津经营盐业，家境颇为富有。在李叔同五岁时，其父病故。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赴日本留学，入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同时在音乐专科学校攻钢琴、作曲。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中国同盟会。第二年参与创立“春柳社”，并在东京演出话剧的《茶花女》中，扮演茶花女。后来他们又演出《黑奴吁天录》，由他扮演爱美柳夫人，首开中国话剧史之先河。与此同时，他还独立创办我国第一个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成为向国内介绍西洋音乐、五线谱和贝多芬的先驱人物。宣统二年（1910），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之前身）图画教员。1912年夏秋之交，应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校长经亨颐的聘请，李叔同来到了心仪已久的杭州，在该校担任图画、音乐教师。1918年8月，在虎跑寺正式削发为僧。初崇奉净土宗，后专修律宗。1942年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

夏丏尊（1886～1946），原名铸，字勉旃。民国建立后，社会上一时盛传要进行*。他不愿当选，便以“丏尊”代替读音相近的“勉旃”，有意让选举人在填写“丏”字时误写为“丐”而成废票。他是浙江省上虞县（今上虞市）松厦乡人。15岁中秀才，16岁奉父命到上海东吴大学的前身中西书院深造。1905年，19岁的夏丏尊负笈东瀛，入东京宏文学院，两年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未领到官费，遂于1907年辍学回国。回国后，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任舍监，司训育，并兼授国文、日文。1912年，经亨颐先生接替了校长之职。为了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请李叔同来校执教。李叔同到校后，与夏丏尊意气相投、情同手足。尽管李叔同比夏丏尊年长六岁。但由于李叔同豪爽、豁达，夏丏尊比之于李叔同又显得持重、老成，因而他俩几乎没有年龄上的隔阂。他们几乎无所不谈，常常见解一致，彼此的言行都容易使对方产生影响。

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为躲避来学校演讲的一位社会名流，到西湖的湖心亭里去喝茶。喝茶时夏丏尊对李叔同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夏丏尊并非出自肺腑的话，并没有引起李叔同的回应。因为尽管李叔同的内心与西湖的空山灵雨颇能契合，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他所喜欢的图画、音乐教学之中，别无他想了。然而，他的这种“全神贯注”，在1916年夏日的一天还是发生了动摇，其客观原因，则与夏丏尊有关。

有一天，夏丏尊从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近似我国的“辟谷”）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能使人除旧更新，改去恶习，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在他与李叔同闲聊时提到这篇文章，李叔同却对此发生了兴趣。当时他患有神经衰弱症和肺病，很是苦恼。事后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写道：“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于是在1916年到1917年的寒假期间，李叔同就到杭州的虎跑定慧寺进行了前后18天的断食试验（中间有７天只饮水不进食）。在他全断食的那几天，他感到心地非常清凉，“感觉特别轻快灵敏，能听平常不能听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的。真有点儿飘飘然的感觉呢！”这次李叔同到定慧寺断食，夏丏尊并不知道。平时每当周末，李叔同都要赶火车到上海与他的日籍夫人团聚。这次寒假，夏丏尊没有发现李叔同的异常，自己就先回上虞老家了。可是开学时却不见了李叔同的踪影，才知道李叔同住进了定慧寺。夏丏尊去定慧寺看望李叔同时，埋怨他：“你这样做，为什么不告诉我？”李叔同回答说：“跟你说我就来不成了。况且事先让别人知道，容易发生波折。”　夏丏尊听了他的话，气得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真后悔将那篇断食的文章给他看，感到追悔莫及，十分悔恨自己。

李叔同在定慧寺住了半年之后的1918年的7月1日，他正式辞去了两级师范的职务。但法师并没有给他剃度，是想让他在寺中住个一段时间再作定夺。８月初，夏丏尊又到寺中探望他，看到他仍然穿着一身俗家的衣服，一头的黑长发，就打趣地说：“看你这不僧不俗的样子，哪里像个和尚！”本来夏丏尊是用这样的话刺激他回到学校去，可是李叔同却当了真，半个月后就剃度为僧了。

其实，李叔同出家为僧的真正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个人的身体疾病息息相关的。当时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新旧交替、交叉和反复，使得一向追随时代潮流，呼应维新变法，讴歌“民国肇造”的李叔同，感到难以适应。他对社会和个人命运无力把握，失去了信念与信心，产生了看破了红尘的观念。从他的身体来说，患有的肺病，当年是不治之症，为了治愈疾病，遁入空门，修身养性也是他的人生追求。因而在他的意念里，自己无力他顾，只有一心念佛，多多行善，才能使社会美好起来，身体强健起来。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从十丈红尘中抽身而去，三件衲衣，一肩梵典，心甘情愿地去历经人生的悬殊落差，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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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误会而反目：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林语堂是福建龙溪人，先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1923年夏天，林语堂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他的一生著译多达五十多种。如《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以及《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都是他的杰作。

鲁迅与林语堂结缘于1924年11月创刊的《语丝》杂志。《语丝》创刊之初，林语堂就被特约为撰稿人。在北京女师大*和“三一八”惨案中，林语堂与鲁迅站在一起，支持爱国学生，口诛笔伐，十分活跃，北洋政府遂将林语堂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为此，1926年5月林语堂辞别鲁迅到厦门大学任职。林语堂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鲁迅的安全，就举荐他到厦大任教。不料鲁迅到厦大后，并不如意，就有离开的想法。但迟迟不能下决心的原因是担心他离开后，林语堂的处境不好。后来鲁迅感到已经对林语堂“爱莫能助”了，就毅然离开厦大，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不出鲁迅所料，半年多之后，林语堂也离开厦大，到上海去了。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当天晚上，林语堂到鲁迅住的旅社拜访，谈至深夜方归。第二天中午，林语堂与孙伏园为鲁迅、许广平接风。老朋友又聚在一起，分外显得亲切。从1925年到1929年这段时间，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很密切。林语堂尊敬鲁迅，称他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叛逆思想家”，甚至还把鲁迅比喻为世间稀有的“白象”。当然，在这段时间，鲁迅与林语堂也出现过意见分歧。这就是关于“费厄泼赖”问题。当时林语堂步周作人的后尘，也认为不打落水之狗，鲁迅则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坚持痛打落水狗。这篇文章发表后，林语堂虚心接受了鲁迅的批评，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打狗”的文章和漫画，以实际行动呼应了鲁迅的主张。

可是在1929年8月鲁迅与林语堂却因一次误会而反目。当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与鲁迅有着版权纠纷。为缓解纠纷，李小峰在南云楼酒店请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夫妇等人聚餐。席间，林语堂言谈中附和李小峰，责备了同样与李存在版权纠纷的张友松，而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这时鲁迅和林语堂都喝得有了酒意。鲁迅认为这是林语堂指桑说柳，讥讽他与李小峰的纠纷，气得脸色发青，站起身说：“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纠纷与张友松无关！”林语堂站起来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他们两人像一对斗鸡一样对峙了一两分钟。郁达夫立马收拾僵局，他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向林语堂夫妇摆手，要他们提前退席，这才避免了矛盾的尖锐化。

林语堂在上海立足后，就着手创办《论语》半月刊，冀望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而鲁迅则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而他们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以后的几年间，虽然鲁迅与林语堂也有联系，但是再也找不回过去感情的影子了。

有一次《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去杭州饯行，邀请了鲁迅、林语堂、徐懋庸等人出席。饭后，大家抽烟时，林语堂忽然问鲁迅：“周先生，您每天都抽几支烟？”鲁迅听了平淡地回答：“没有统计过。”林语堂并没有在意鲁迅的表情，还想再问。这时鲁迅突然冷言冷语地批评林语堂说：“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倒退，现在的中国不需要这种西洋式幽默。”几句话说得林语堂摸不着头脑，刚刚缓过神来，鲁迅又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这才意识到鲁迅是在指责他，自己讨了个没趣。黎烈文见此，连忙举杯向郁达夫夫妇敬酒，才使林语堂摆脱了窘境。这次聚会更加大了他与鲁迅的感情裂痕。接着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些左翼作家批评林语堂和论语派，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刊物是“麻醉文学”，鲁迅就在其中。从此，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一面之缘：陈云与鲁迅

陈云与鲁迅先生只见过一面，那是在1932年的12月11日的深夜。当时陈云是奉命转移在鲁迅家避难的瞿秋白夫妇而来到鲁迅家的。

瞿秋白在1931年1月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不久就被派到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在上海经常变换居住地点，以躲避反动派的魔掌。1932年12月初，瞿秋白来到上海北四川路的鲁迅家避难。可是没有住上几天，党中央特科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知道了瞿秋白隐居在鲁迅家的消息，必须立即转移。当时陈云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党的组织就派陈云去执行帮助瞿秋白夫妇转移的任务。

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在12月11日深夜的11点钟，来到北四川路的鲁迅家。深夜访客是让人警惕的，不过，鲁迅家在瞿秋白来此避难之时，就设定了暗号。陈云在鲁迅家按着暗号敲开门，许广平将他请进屋里。陈云向瞿秋白夫妇传达了组织的要求，陈云说：“你们整理一下随身衣物，我去叫黄包车。”这时站在一旁的鲁迅开口了：“你不要去，我们去找。”随即让许广平去街上叫黄包车。这时，瞿秋白才意识到还没有将鲁迅介绍给陈云，就向陈云引见说：“你还不认识吧，这就是鲁迅先生。”陈云并不知道瞿秋白隐居的住处是鲁迅家，听到瞿秋白的介绍，他立刻对面前的这位五十多岁的老者，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因为鲁迅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只是无缘相见。此时相见又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时刻，来不及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敬意，很谦恭地说了句：“久仰久仰”，许广平就叫来黄包车，陈云和瞿秋白夫妇只得马上与鲁迅夫妇告辞。

陈云本想以后寻个机会向鲁迅请教，可是不久就被派往中央根据地，没有机会再次拜会鲁迅先生了，成为他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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