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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颉刚、钱穆都支持冯友兰的观点。

当时，胡适发表了《与冯友兰先生讨论老子问题》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等文章，提出与冯友兰商榷，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冯友兰也发表了《老子年代问题》和《读“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适之先生》予以回应。在当年学术争鸣很宽松的气氛中，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而结怨，胡适不失身份地表示：冯友兰的观点不能使他“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在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开始对留在大陆的冯友兰采取情绪化的否定态度。他没有确凿的证据推翻冯友兰的“孔子早出说”，却顽固地坚持他的“老子早出说”，甚至以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来攻击冯友兰，显得有失大师风范。

冯友兰与胡适的观点不同，但他并没有否认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功绩。他认为他的“哲学史”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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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适与吴景超

社会学家吴景超，字北海，生于1901年，安徽歙县人。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2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

吴景超在清华读书时对胡适很敬仰。当年胡适倡导新文学革命，思想激进，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大。在美国留学期间，吴景超开始与胡适通信。他将胡适尊为师长，吴景超写的文章也常寄给胡适审阅。当时，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特别是在国共两党的问题上，几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吴景超也被邀请参加，并且捐赠经费30块大洋。在十几个成员中，他年龄最小，捐赠也少，属于“独立评论”社的“小字辈”。当时，他们每周聚餐一次，以胡适、丁文江、蒋廷黻为首的几位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吴景超出席聚餐时，认真聆听胡适等人的高见，眼界大开。有时他有些疑问，向胡适请教，都能迎刃而解，使他思想豁然开朗，因此对胡适更加崇敬。胡适对吴景超也很器重。1933年冬天，《独立评论》开展“*与*”的讨论时，蒋廷黻、丁文江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主张中国实行专制*。胡适却希望蒋介石实行美国的*政治，反对*专制。在持续一年多的讨论中，吴景超坚决地站在胡适一边，所发表的观点深得胡适的赏识，不久他就将吴景超安排为《独立评论》的编辑。

1935年冬，吴景超奉命离开清华，随翁文灏、蒋廷黻到南京行政院任职。吴景超举棋不定，就去找胡适请教。胡适当即表态支持他到政府任职，并鼓励他要“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领袖”的程度。1948年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发行金圆券失败，胡适向蒋介石举荐吴景超协助解决善后问题。但这次吴景超对胡适的举荐并没有遵命，原因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景超在南京政府任职时，与翁文灏相处不睦，他不乐意去帮助翁文灏去收拾残局。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很关心吴景超的未来，专程派人给他送来两张飞机票，希望吴景超与他一起飞到南方，可是吴景超被婉辞拒绝。他奉劝胡适也留下来，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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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默契，诗句传情：胡适与杨振声

教育家杨振声　　胡适与杨振声既是师生又是同事。杨振声，字今甫，山东蓬莱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两年后胡适到北大任教，年长于胡适一岁的杨振声就成了他的亲传弟子。或许是几乎同龄的缘故，胡适与杨振声相处得很投契。在杨振声和一些同学组建学生社团“新潮社”时，胡适亲临指导，对该社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五四”运动爆发时，杨振声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曾因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而被捕。在1919年杨振声从北大毕业时，胡适考虑到他的处境，推荐他到美国留学。

1924年杨振声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与胡适成了同事。他们的关系更密切，经常切磋文学创作，杨振声酝酿和创作小说《玉君》时，从胡适那里得到很多启发。1931年年初北大校长蒋梦麟物色文学院院长时，胡适曾举荐担任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但未能如愿，最后还是由胡适接任。但从这件事上可见胡适对杨振声的器重。

在杨振声担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邀请胡适前来讲学。胡适从上海乘船到青岛时，海面上风浪太大，轮船不能靠岸。胡适就从船上给杨振声发了封电报：“宛在水中央。”杨振声接到这封电报，知道胡适已经到了青岛海边，就给他回了封电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两封电报，心灵相通，诙谐而幽默。

杨振声辞去青岛大学校长的职务后，回到北平，恰巧胡适应《大公报》之托，组织知名学者撰写“星期论坛”，胡适就将杨振声列为其中的一员。1937年年初，杨振声和胡适创办《文学杂志》，共同携手振兴新文学。抗战胜利后，杨振声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主持北大复校回迁事宜，为胡适接任校长做了很多繁杂而细致的工作。他们配合默契，殚精竭虑，对北大的复校颇有贡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师生、朋友和论敌：胡适与瞿秋白

胡适与瞿秋白的交往时间不长，但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既是师生，也是朋友和论敌。

胡适与瞿秋白都是1917年到北京的，当时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那时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齐名，瞿秋白曾到沙滩的北大听过陈独秀和胡适的课，也算是有师生之缘的。

他们的个人接触是在1923年的夏天。当时胡适因身体的缘故，到杭州的烟霞洞休养。而此时的瞿秋白刚刚接受*中央机关的委托，参与主持理论宣传和筹办上海大学工作。他在广州出席了*三大之后，到杭州传达三大精神。听说胡适正在烟霞洞休养，于是专程前往拜会。

两人见面时，瞿秋白提及在北大听胡适讲课的情形，对胡适以师长相称。而胡适素来喜欢与年轻人交往，对瞿秋白十分热情和重视。事后，胡适主动向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推荐瞿秋白。瞿秋白回到上海后，接受了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百科全书》的任务。接着瞿秋白在自己主持的上海大学邀请胡适来校演讲，胡适慨然允诺，在10月离开烟霞洞时取道上海，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作了《科学与人生观》的演讲。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8月，瞿秋白出于自己所肩负的党的使命，为了使得*主义能够站住脚跟，发表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针对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的妥协本质提出了批评。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到胡适的名字，也没有遭到胡适的反驳，但他们间的友谊也就因为思想分歧而中断。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改组内阁，废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对此，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反对驱逐溥仪。事后他还拜会溥仪，倍加安慰。1925年年初，胡适出席段祺瑞召开分赃的善后会议，也激起瞿秋白对他的不满。瞿秋白在《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一文中，严肃地批评了胡适的错误，两人的交往也告结束。

奖掖史学才俊：胡适与吴晗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出身贫寒，但聪颖好学，从小就展露才华。为了继续深造，在宗亲的帮助下，他于1929年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读书。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是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他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余，还讲授《中国文化史》。吴晗选修了这门课程，对胡适的学术造诣非常敬佩，每次听课他都坐在最前排，听得十分认真、专注。特别是胡适主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更成为吴晗研究历史的遵循之道。1930年吴晗运用这种治学方法，写出了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他怯生生地将这篇论文呈送给胡适，请求指正，胡适对论文中的精辟见解给予肯定，并鼓励他继续埋头读书，掌握大量的文献资料，写出更有见地的论文来。

不久，胡适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30年年末，吴晗想转学到燕京大学就读，考试时因英语成绩不及格，未能如愿。只好暂时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馆员，以便维持生计，来年再考。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他饱读史籍，于1931年年初写成了《胡应麟年谱》。他将《胡应麟年谱》寄给胡适，请求批评指导。胡适读了这篇《胡应麟年谱》，对吴晗的小心求证非常赞赏，特别是对于胡应麟的卒年，吴晗考证为卒于明代万历三十年，享年52岁。这与胡适大胆假设的胡氏卒年50岁，相差无几。胡适从这篇论文中进一步看到了这个青年的才华和希望，于是马上就给吴晗写信，约他有时间来面谈，进行指导，并建议他研究明史。

1931年暑期，吴晗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史学系插班生，可是吴晗家庭生活拮据，无力资助他继续读书。胡适得知此种境况，就将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寄给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建议校方给予吴晗工读的机会。翁文灏旋即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协商，商定让吴晗在历史系整理清代档案，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这就解决了吴晗的学习费用。胡适对吴晗及时伸出援手，成就了一个青年学子的宏伟理想，也为我国史学界培养了一个史学新星。胡适对他给予了厚望，曾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勉励吴晗，将自己“训练”成“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只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吴晗陷于极度苦闷之中，终于在满目疮痍的大后方，看清了中国的出路，思想发生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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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师生，也是同仁：胡适与废名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在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回故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母校担任中文系教授。

胡适在北大三次任职期间，废名恰好在北大读书和教书。他们既是师生，也称得上是北大同仁。废名进入北大预科读书时，就对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产生了兴趣。他将自己创作的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投给《努力周报》。胡适很重视培养青年人，为废名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由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建立了师生之谊。1924年1月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刊登筹办《努力月刊》的预告，废名见到这个“预告”，马上给胡适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上一篇小说。遗憾的是，这份《努力月刊》没有办成，但胡适还是将废名的小说推荐给陈源主编的《现代评论》发表了。

1931年年初，废名得知胡适将被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时，便于2月14日给胡适写信，告诉胡适这几年北大人事关系很复杂，不要接任此职。虽说胡适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对废名的赤诚相劝，还是心存感激的。

尽管他们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废名在教学和学术见解上，却与胡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废名在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讲新诗课之初，曾经向胡适请教这门课怎么讲？胡适告诉他按着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来讲。可是废名却独辟蹊径，与老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于胡适很钟爱的徐志摩，他却弃之不讲。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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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扶植与推荐：鲁迅与周文

周文是在鲁迅的关怀与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本名何稻玉，笔名何谷天，四川荥经县人，幼年丧父，中学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后来他为了摆脱封建的包办婚姻，只身到外地寻求真理。几经周折，他来到安徽，在教育厅找到个当文书的职位。在这里他结识了叶以群，经叶以群介绍加入了安徽“左联”。1932年叶以群到上海“左联”担任组织部长，周文也跟随到上海担任了“左联”组织干事。

周文到上海后，经常到内山书店看书，开始接触到一些介绍*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世界名著，但这里很多书都是日文版的，读起来很困难。就与几个文学爱好者共同请了一位日文教师学习日文。他们学习完一本日语基本教材之后，仍然感到不满足。有一次周文到内山书店看书时，恰巧遇到鲁迅先生。他就冒昧地向鲁迅请教如何深入地学习日文之事。鲁迅当即为他推荐了一本《志贺直哉集》，让他边读边学，并说：“读完了再来。”鲁迅的热情指导对周文的鼓舞很大，他的日文阅读水平也提高很快。

1933年春，周文根据鲁迅倡导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将苏联文学名著《毁灭》、《铁流》改编成大众通俗读本。这项改编提高了他的写作技巧，也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念。同年夏天，周文针对青年作家的创作困惑，请鲁迅给大家讲了如何把握创作题材与方法的问题。在鲁迅的鼓励下，周文根据他在军队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小说《雪地》，经鲁迅推荐发表在《文学》杂志上。1934年美国作家伊罗生编选中国小说《草鞋脚》时，鲁迅特地推荐了周文的《雪地》。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和日本《改造》杂志要求鲁迅推荐十位青年作家和作品时，鲁迅都将周文和他的作品《父子之间》列入其中。

周文在小说创作之余，还喜欢写些杂文。他每写一篇就请鲁迅给提提意见，鲁迅除了给予赞赏之外，还推荐给《申报》的《自由谈》。1935年周文将短篇小说结集，请鲁迅帮助出版时，鲁迅当天就给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赵家璧写信推荐，于几个月后周文的第一本小说集《父子之间》问世。

鲁迅对周文的帮助与重视不只限于文学创作，对周文的革命活动也是如此。1934年周文两次在法租界被捕，出狱后生活拮据，鲁迅则托人送钱给他，解决燃眉之急。1936年春天的一天，鲁迅要他去会见一个“故人”。见面时才知道是老朋友冯雪峰，原来冯雪峰需要一个可靠的助手，鲁迅推荐了周文，从此他就担任冯雪峰的秘书和内部交通。1936年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赠送火腿等物品给毛泽东，就是由周文采购和护送的。美国记者斯诺与宋庆龄、鲁迅提到访问延安的要求，也是鲁迅转告冯雪峰，由冯雪峰派周文送报告到西安向党中央请示批准的。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周文作为鲁迅的学生与其他十五位青年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灵柩，为恩师鲁迅送殡。此后，周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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