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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闻一多　　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生于1899年，在1946年被暗杀。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出席学生联合会会议。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美术和西洋文学。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1925年回国后，加入“新月社”，并与徐志摩、梁实秋创办《新月》月刊，同年出版诗集《死水》。此后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继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任教。

闻立鹤是闻一多的大儿子，生于1927年。在他很小的时候，闻一多就教他学习陆游的《示儿》、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等诗篇，教育他学习这些忠贞报国的先贤的伟大精神。闻立鹤于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这一年的12月初，闻一多父子都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闻立鹤和同学们参加了学生罢课、*活动。他们在街头发表演讲，演出话报剧与合唱，宣传反对内战。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特务，殴打罢课师生。闻立鹤的腿被军警打伤，当他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回到家时，母亲让他好好在家休息几天，再到学校去。可是他却说：“妈，我是闻一多的儿子，这个时候哪能休息呢！”

1946年暑假期间，闻一多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的邀请，还可以带家属同行。但闻一多面对百孔千疮的祖国，不想离开，决定放弃这次讲学的机会，留下来坚持斗争。7月11日，李公朴被特务暗杀，闻一多也被列入黑名单。闻一多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冲破了特务的监视，和同志们一起为李公朴料理了后事。在这危急时刻，闻立鹤始终陪伴着父亲。有个特务装扮成女疯子，经常到闻一多家骚扰。每次这个女疯子来闻家，闻立鹤都出面与她周旋，不让这个女特务见到父亲。

1946年7月15日，昆明的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举行悼念李公朴大会，闻一多在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慷慨激昂地宣告“*是杀不死的”！在会场上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下午，他又参加了在《*周刊》社举办的李公朴被害记者招待会。闻立鹤很担心父亲的安全，他到会场几次观察动向。在闻一多离开《*周刊》社回家途中，闻立鹤在父亲身后为父亲瞭望。当他们走到离家仅有几十步的地方，突然从后面闪出两个暴徒，对着闻一多连开两枪，其中一枪打在闻一多的后脑勺，他立即倒地。闻立鹤连忙扑到父亲身上，大喊：“凶手杀人了！”此时又有两个暴徒对准闻立鹤开了两枪，打断了他的小腿。此时闻一多的夫人高真一直担心着闻一多的安全，听到枪声飞一般冲出家门，发现他们父子都倒在血泊之中，当场就昏了过去。幸好“联大”附中的庄任秋经过这里，找了辆人力车，将闻氏父子送到医院。闻一多当场去世，闻立鹤伤势很重，经过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只是留下残疾，走路时右腿有些跛。

闻立鹤出院后，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复学。残酷斗争的锻炼，使得闻立鹤更加嫉恶如仇，他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会组织，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将他锻炼成一名共产党党员。1948年夏天，奉党组织之命，他辗转来到解放区接受培训。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闻立鹤参加铁路接收组，进驻天津铁路部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沉沦到底层。历经磨难，屡遭打击，直到1979年才得以*。不过，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下来。他计划把闻一多的诗歌译成英文，然而由于疾病的缠绕，未能如愿，却在1981年54岁时，永远地离开了他久久期盼的政治清明的春天。

婚恋灵犀相通的知己：丁玲与冯雪峰

丁玲和冯雪峰相识于1927年冬天。当时丁玲在北京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觉得很寂寞，经朋友王三辛介绍认识了冯雪峰，跟他学日语。其实只学了一天，以后就谈论起文学和社会来了。在接触中丁玲对冯雪峰的印象极好，特别是得知冯雪峰是共产党员之后，丁玲对他更是崇敬有加，将他视为心目中的知己。

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冯雪峰正在上海，他给丁玲写信，说自己读了这篇小说感动得哭了，还批评小说带有虚无主义色彩。冯雪峰的直言让丁玲很不高兴，不过也从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感情。1928年4月，丁玲和胡也频来上海找到冯雪峰。他们表示要到杭州专事写作，冯雪峰就提前到杭州为他们租了房子。此时，胡也频对丁玲与冯雪峰的关系心存芥蒂，冯雪峰发觉后，采取回避态度，回到上海，参与筹建“左联”的工作，与丁玲的联系就中断了。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找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要求介绍她到苏区去。冯雪峰向洛甫（张闻天）请示的结果，是让丁玲负责编辑左联刊物《北斗》，由冯雪峰直接领导。此时的冯雪峰已经结了婚，但对丁玲一直怀有好感，十分关注她的处境。1933年丁玲被捕后，冯雪峰找到沈从文，请求他托胡适营救丁玲，但未能如愿。后来听说丁玲遇害的消息，冯雪峰将丁玲在1931年和1932年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用以表示对丁玲的怀念。在丁玲给他的信中，丁玲责怪冯雪峰没有胡也频那样的热情和勇气，不然，她是会随冯而去的。她写道：“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你走了，我们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为一点幻想，我感到我不能离开也频，我感到你没有勇气，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你又走了，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还写道：“我真正地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这个“男人”指的就是冯雪峰。

1936年丁玲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张天翼找到丁玲，将冯雪峰写的一张字条交给她，告诉她由张天翼帮助她来到上海。后经冯雪峰请示党中央将丁玲送往延安。1946年冯雪峰在国统区为丁玲出版了一本《丁玲文集》。

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一起被打成右派，都经历了一段沉入谷底的惨淡生涯。在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就在她逝世前不久的1986年的大年初一（2月7日）清晨，垂危的丁玲听着街上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感叹地自语道：“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可见丁玲临终前仍然怀念冯雪峰这位难得的知己。

情到深处甘为妾：康有为与何旃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改良派领军人物的康有为流亡海外，于1907年逃往美国。康有为在美国华侨中组织保皇会，到处讲演，宣传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和实业救国等主张。

他到美国的第一次讲演是在西部的菲士那，有很多远近的华侨前来捧场。其中有个叫何旃理的姑娘听得十分专注，她为康有为的爱国热情所打动，十分敬佩这位学识渊博，风度儒雅的人。在康有为讲完之后，何旃理走近主席台，大胆地对康有为说：“南海先生，您讲得太好了！我冒昧地向您请教：您主张变法维新的根据是什么？”康有为见到这位靓丽的姑娘不由得眼前一亮，就单独为她讲了中国社会的痼疾与弊端，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何旃理听得有滋有味，更加敬佩这位变法维新家。

几天后，康有为要到美国其他地方讲演，很需要一个能通晓中英两国语言的助手。于是他就找到何旃理的父亲，希望能让何旃理帮助他完成各地的宣讲任务。得到何父的允诺后，他们就开始了美国的宣讲活动。

过了段时间，康有为要到欧洲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保皇会组织。此时康有为心里很矛盾，通过几个月与何旃理的接触，他很喜欢这个活泼、热情，又通晓四国语言的姑娘，可是自己已有两房妻室，何家肯定不会把自家的掌上明珠给人家做妾。无奈，只好与何旃理忍痛分别。临别时，康有为没有料到何旃理当即表示：“我不离开您，我也跟您到欧洲去！”就这样何旃理冲破了家庭的阻拦，与她相差30岁的康有为结成秦晋之好。

1913年康有为结束了流亡生涯，带着何旃理回到上海。不料，第二年何旃理就因染上猩红热而魂归西天，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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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梁启超与李惠仙

1890年梁启超17岁时，参加广东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器重。李端棻从这个穷书生身上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潜力，就主动牵线搭桥，将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梁启超。

第二年三月，梁启超参加京城会试，不幸落第。通情达理的李惠仙并不嫌弃他，而是如期与梁启超完婚，婚后一起回到梁启超老家广东新会。梁启超的父母务农，生活并不宽裕。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家，连一间新房也没有，只好与邻里借了间房作为新居。广东沿海地区气温高，湿度大，李惠仙刚从北京来，生活很不适应。但她并不计较这些，尤其可贵的是，她虽是出身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仍主动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尽守妇道，从无怨言。梁启超的生母早年病逝，其继母只比李惠仙年长两岁。但李惠仙对继母孝敬有加，开口闭口以母亲相称，从无半点不恭行为。因此梁氏家族无不称赞其美德。

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初期，光绪皇帝很欣赏梁启超的文采，但在召见他时，他一口广东方言，让光绪大为扫兴。为此，梁启超在爱妻的帮助下，努力学习官话。不久就能用官话表达思想和参与社交了。

梁启超追随康有为的“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不久李惠仙到日本与梁启超团聚。1901年李惠仙为梁启超生了个儿子梁思成。但因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为了香火有传，李惠仙准许将她从北京带来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妾。后来王桂荃为梁启超又生了六个子女。

1913年梁启超携妻妾回国后，于1915年参加了护国战争，无力照顾家小，心中多有愧疚。可是李惠仙却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勿反顾也！”爱妻的深明大义给梁启超极大的鼓舞，但同时贤妻也为自己加重了负荷。1924年9月，李惠仙因积劳成疾，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了篇《祭梁夫人文》，表示对爱妻的哀悼：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从这篇祭文不难看出，梁启超与爱妻是一对夫唱妇随，互相扶助的恩爱夫妻。李惠仙病故后，留给王桂荃九个儿女。贤惠的王桂荃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任劳任怨地照顾丈夫，抚养子女，极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他将梁启超的九个女子，都培养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都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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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乎情，止乎理”：梁启超与何蕙珍

在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应康有为的邀请，到美国檀香山宣传成立保皇会，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尽管梁启超很有辩才，是一位宣传变法维新的鼓动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后，他才发现宣传变法维新，不应只是面对美国的华侨，还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语，使他一时很犯难。在何氏侨商为他接风的家宴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请求大家给予帮助。他的话刚一落音，何先生就让侍女唤来自己的宝贝女儿何蕙珍，并介绍给梁启超说：“这是小女，从小在美国长大，英文极好，可以给你做翻译。”梁启超十分高兴，就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何蕙珍也很大方，操着一口标准的国语，更让梁启超听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讲大会上，很多华侨和美国人出席，梁启超心情振奋，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见解，以及组建保皇会的意义。何蕙珍小姐为他做翻译，流利晓畅，准确通达，很受听众的喜欢。在口译过程中，何蕙珍对梁启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不仅拥护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更敬慕他的演讲口才和翩翩风度。演讲结束后，何小姐陪同梁启超步出演讲大厅时，她很大方地说：“我十分敬慕梁先生的才华，但愿来生我们能走到一起。请先生赐我一张小照，此生足矣！”事后，梁启超赠给何小姐一张小照，而何小姐则将一把亲手编织的小扇，给他做纪念。

梁启超对这位助手印象极好，在美国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何小姐给他当翻译，他几乎寸步难行。当时，慈禧降旨，以十万两白银悬赏捉拿梁启超。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对这种攻击几乎是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几天后，他听说有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击那家英文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深刻透彻的论辩将那家英文报纸批驳得哑口无言。不久，梁启超得知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写的，使他从心眼里产生了对何小姐的敬意。接着，他请何小姐帮助他学习英语，何小姐很愉快地当起了他的英文老师。他们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有个朋友建议，将待字闺中的何小姐娶进家里。梁启超的内心很是矛盾，何小姐年轻、漂亮，才华出众，是位难得的知音。从工作上考虑，他也很需要这样的助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　1900年5月24日，梁启超给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绍了何蕙珍的为人之后，写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提起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来信，表现得很大度，给他回信时表示这件事要请父亲大人做主。因为她料到公公是不会认可儿子娶个美国华侨做妾的。梁启超接到李惠仙的来信，急忙回信劝阻爱妻不要让父亲知道此事，并表示：对于何蕙珍的关系保证做到“发乎情，止乎理”，今后绝不再谈此事。当然，梁启超当时的处境也不允许他沉溺于儿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缉他，怎能让这位年仅20岁的小姐跟着自己受牵连呢！于是他婉辞谢绝了朋友的好意。

不过，这件事也触动了李惠仙，她考虑要设法牵住这头不安分的“小鹿”，于是在1903年，就将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给梁启超做了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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