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塔尔伯特街上,手中拿着一面写有“成功!”的小旗子,头上戴着一顶派对帽,嘴里含着哨子。这副模样引得行人纷纷侧目,但我尽量不去理会这些让人尴尬的眼神,只将注意力放在下公交车的人身上。奥斯卡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他往下走时,表情专注,低垂着头,浑身颤抖不已。
我走过去,对着他吹响了哨子,他猛地抬起头,被吓了一跳,但当看到是我时,大笑了起来,而我则在他面前不停地挥舞着小旗子,逗得周围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你成功了!”我叫道,“你坐车一直坐到了城里!”
他咧嘴笑了,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你感觉如何?”
“感觉……我活了!”他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好像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兴奋了起来。
“太好了!”我笑着说,“一定要记住现在这种感觉,从今以后,当你觉得不顺时,就想想这种活着的感觉,好吗?”
他激动地点点头,“当然,当然,我绝对不会忘的。”
“给嘉玛打个电话,周二到我那儿来一趟,既然你现在可以坐车到城里来了,那就该给你找份工作了。”
“嘉玛回来了?我喜欢嘉玛,但你知道我喜欢在周一见面的,算是为下周开个好头。”他担忧地说道。
在我把《如何给别人说自己改了心意而又不显得像棵变化无常的墙头草》这本书寄给嘉玛后,她便同意回来上班了。第二天,我的桌上多了本叫作《如何跟一个不易相处的老板打交道》的书,从随后那天起,她就又回来上班了。不过,我俩都再没提起这次不愉快的经历。
“星期一我会在缇普瑞。”我欢快地说,心中对这即将到来的旅程期待不已。我不再按那本书的要求来寻找让自己开心的地方了,那本书净胡扯,我根本就没法达到它的要求,如果照做的话,只能让自己感觉更糟。我把这本书带到了缇普瑞,有一天,亚当去上班了,我坐在船库里,读着这本书,可越读越觉得焦躁不安,所以索性把它往湖里一扔了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后每每回忆起这一幕,我都会忍俊不禁,还会有一种重获自由的强烈感觉,一种能招之即来的感觉。
在奥斯卡坐车回家之前,我们想先去找点儿吃的,正走着,我手机响了,打电话的人是马奎尔警探。一看是他打来的,我立即停下了脚步,而奥斯卡是在走出去好几步后才发现我没跟上来的。
“喂,怎么了?”他回头问道。
我看着手机,突然意识到,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对亚当会一直有这种感觉:对他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并且当没和他待在一起时,总是会担心他的安危。我等手机响了一会儿,终于接了起来,既担心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又担心错过了什么坏消息。
“我是代卡罗琳打的。”他叫嚷着,“她十六岁的生日会在下周,周五我们会搞个生日聚会。到时候你得对她发誓,说如果她继续这么努力下去,就能得他妈的什么奥斯卡奖。不管怎么说吧,她希望你到时能来。”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我也希望你能来。”
“谢谢你,艾丹。到时我会来的。”
挂掉手机前,他加了一句,“哦,对了,如果你愿意,如果,我是说,要是你觉得合适,也可以把要跳河的那个男的一起带过来。”
是的,现在再合适不过了。生活是由许多不同的时刻所构成,这些时刻永远都在变化,就像人们的各种心思,在积极和消极中间不断变换。虽然追求稳定是人性的本能,但像自然界中的很多事物一样,人心是个毫无道理的东西,它不会让任何想法长留心间。因为想法就像个不能共患难的朋友,一露出身影,就有可能立即消失不见,就算是那些处心积虑得来的想法,也会在眨眼间消失得一干二净。构成生活的这些时刻都是弥足珍贵的,有时它们会停下匆匆的脚步徘徊不前,有时却会健步如飞地弃你而去。每个时刻都能承载许多:你可以改变心意,挽救生命,或者坠入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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