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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第1页）

从1991年8月18日开始，时间已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小时，有时甚至是按分钟来计算。为了飞往福罗斯，亚佐夫专门调来了装备得如同作战指挥所一样的国防部长专机。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将飞往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和他的副手格涅拉洛夫将军也登上了这架专机，随机前往的还有克格勃警卫局和政府通讯局的一些军官。飞机是在下午2点从莫斯科奇卡洛夫军用机场升空的，代表团成员在飞机上讨论了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再一次确认了事先已经做出的决定：从代表团进入“霞光”工程那一时刻起，戈尔巴乔夫对外联络的所有途径将全部被切断。

3个小时以后，苏联国防部长的专机降落在别里别克军用机场。从机场到福罗斯别墅有60多公里。16点30分，他们一行赶到了福罗斯别墅。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代表团中的任何人此前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由于是克格勃警卫局局长与代表团一起来的，因此他们在进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别墅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在斯大林执政的时候，他的卫士长只服从他一个人指挥，但这种做法后来被赫鲁晓夫给改了，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再恢复这个规矩。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写道：“当局长到来的时候，此处警卫的所有权力都自然转到他身上，他拥有对任何哨位下达任何命令的权力。表面上看，这没有任何违规和越权的地方，我作为别墅的警卫负责人，也不了解实情。普列汉诺夫对我说：‘从莫斯科来了一个小组，要见戈尔巴乔夫，你去报告一下……’‘谁来了？谈什么问题？我怎么报告啊？’——我问，‘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普列汉诺夫答道。看来普列汉诺夫有些焦躁不安，他说出了来人的名字：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这个名单排除了所有疑问，也使我们放下心来。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是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莫斯科，1994，第274～275页。

戈尔巴乔夫正在休息，身上裹着一件温暖的睡袍。他因为后背有点痛，当天没有下海游泳，但和很多人通了电话，谈的主要是自己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与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个通话的是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他当时正在离此地不远的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休养。在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助理中，只有切尔尼亚耶夫拥有进入福罗斯别墅的特别通行证，这种严格的封闭式规章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亲自定的，他只想在家庭范围内休养。

沙赫纳扎罗夫后来回忆说：“3点多钟我起来散步，我和正在疗养院休假的普里马科夫聊起了高官们的那些带有威胁色彩的言行举止，他们越来越公开地向总统挑战，我们不能对那些右派议员和将军们近乎号召政变的言论无动于衷。我们约好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向总统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刚刚返回房间，电话铃就响了。戈尔巴乔夫向我打听，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我能够向他通报的只有最近几天报纸上的报道。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起他即将发表的讲话，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他将围绕如何将新联盟条约付诸实施的问题与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协商。

你准备和我一起飞往莫斯科吗？

当然，——我回答。

我们过两三天就回来，游泳还来得及。

你的腰怎么样了？——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患了神经根炎。

咳，一切正常，我非常健康。”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和领袖在一起以及离开他们的日子》，莫斯科，2001，第442页。

戈尔巴乔夫与沙赫纳扎罗夫的通话是在16点32分结束的，梅德韦杰夫随即敲响了门。听了梅德韦杰夫的汇报，戈尔巴乔夫非常惊讶：“我没邀请任何人啊！”戈尔巴乔夫决定给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打电话，他这才发现，所有电话都不能用了。此时，此地电话交换站、俄军最高统帅的电话和所有其他专用通讯线路全部被切断，就连厨师这样一般工作人员的电话也被掐断。福罗斯别墅车库已经被普列汉诺夫和格涅拉洛夫将军随机带来的警卫看护起来，格涅拉洛夫将被任命为福罗斯别墅新的警卫处长，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收到了返回莫斯科的书面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这个命令。

戈尔巴乔夫非常不解，而且明显有些紧张，他没有请那些不速之客进屋，而是走到凉台上，赖莎正在那里休息。“我对她说：‘别墅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赖莎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颤抖了，但她还是保持住了镇静，我们走进隔壁的卧房，我的思维兴奋地运转起来：不能向任何压力让步，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赖莎讲了，她对我说：‘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我要跟着你，以防发生意外。’然后我们把伊丽娜和阿纳托利亚叫来，他们听我说完，都表示完全依靠我，而且准备好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用去了30~40分钟。警卫告诉我说，来人有些焦躁不安，不知我为什么不接待他们。我这时才让这些来客进办公室，我问他们：‘你们是带着什么使命来的？’巴克拉诺夫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其他措施都无法解救国家，他们已经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我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就实质而言，他们是来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的，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是不会签署任何总统令的。巴克拉诺夫对我说：‘你不想签署总统令，那就将总统的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吧！’巴克拉诺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们去做这件肮脏的事，然后你还可以回来。’我当然驳回了他这个可恶的建议。瓦连尼科夫说了一句：‘那你就辞职吧！’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了他们。”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58～559页。

但是，这次谈话的其他见证人在回忆录中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博尔金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急着见我们，我们在别墅大厅里等他。戈尔巴乔夫是在10～15分钟以后出现的。他看上去是病体缠身，走路也很困难，脸涨得很红，但不是太阳晒的，而多半是由于血压升高引起的。戈尔巴乔夫匆忙和大家握手以后，眼睛谁也不看，带着怒气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为什么电话都不通了？

我们是来和您讨论一些国内局势的。——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说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

昨天大家一起讨论向总统汇报的时候，没有谁预料到总统会有这种反应，谈话没法往下进行。

你们想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说话的语调已经平静多了。

我想从国内的局势说起。——巴克拉诺夫开口说。

大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各种方案，都是按照他事先交办的应对紧急情况而准备的预案。总统突然问道：实施紧急状态对俄罗斯领导人是否管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情绪完全安稳下来。接下来的谈话非常平静。戈尔巴乔夫认真地说，他是多么需要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同时也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并且转告同志们。’戈尔巴乔夫在告别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见鬼了，干吧！’此时赖莎和孩子们坐在别墅的大厅里，她问巴克拉诺夫：‘你们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吗？’巴克拉诺夫走到她跟前说：‘我们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的，一切都会好的。’”弗·伊·博尔金：《底座的坍塌》，莫斯科，1999，第16～17页。

这次谈话的所有参加者都证实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戈尔巴乔夫到门口送客的时候，和所有客人都握了手。这根本就不像什么造反或者政变的举动。安德烈·格拉乔夫是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他认为主人公所以保持外表平静有几个原因：戈尔巴乔夫是想寻找彻底摆脱这个荒诞局面的机会，还想劝说莫斯科那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们；戈尔巴乔夫不想让自己过早牺牲。除此以外，戈尔巴乔夫还担负着保护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的责任，他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分手时，有意做出外表平静的表情，还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71～372页。

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对这段情节却是另外一种理解：戈尔巴乔夫盘算着他在局势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胜利，不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成功还是失败，他都能骑着大白马威风凛凛地挺进莫斯科。但事实上，无论事件的最后结局如何，等待戈尔巴乔夫的都是失败，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戈尔巴乔夫在三天的监禁期内，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他的表现甚至比不上对手。

巴克拉诺夫等人傍晚7点返回了莫斯科，他们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详细地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从此时开始，戈尔巴乔夫所在的福罗斯别墅被严加看管起来，警卫人员包围了陆地和大海两个方向。所有在这个别墅上白班，但晚上不在此过夜的工作人员，都被监禁起来，这中间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他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警卫、厨师、医生、司机……就连专门看护‘核按钮’军官的电话都被关闭了。我请格涅拉洛夫到我这来一趟，我们之间关系很熟，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解释说，通讯是从莫斯科关闭的，戈尔巴乔夫明天哪儿也不去，莫斯科也不会签订任何联盟条约，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平时与政府联络的专用通讯设备存放在车库里，车库已经被随机带来的冲锋枪手包围了，别墅的外围警卫由边防军负责加固。格涅拉洛夫对我说：‘就是我放你出去，在那里也会把你截住。请你理解我，我是一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从附近居民招来的花工、院工、修理工、帮厨，在两个昼夜内也不准离开别墅半步。”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第482～483页。戈尔巴乔夫和家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别墅的大理石宫和海滩两个地方。这当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软禁，他外表保持镇静。房间里正好有个晶体管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BBC和“自由之声”的节目。

晚上9点，所有“政变分子”都汇集在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里。巴甫洛夫和克留奇科夫当天才将发生在莫斯科和福罗斯的一切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通报，傍晚六七点钟，亚纳耶夫才不无摇摆地加入了这个行动。8月18日白天，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亚佐夫派两架军用直升机去瓦尔代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但卢基扬诺夫在与克留奇科夫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以后，已经提前赶往莫斯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也来到克里姆林宫，有人把当前事件的主线向他做了介绍。当所有人都聚齐的时候，舍宁向大家通报了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有关情况。巴克拉诺夫只是做了一点补充。没有什么尖刻的争论，因为大家都是同志。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事后回忆说：“讨论不是非常轻松，持续时间很长。对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会’的提议，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的政治筋骨不够发达，未必能把社会舆论的优势引向我们的方向。我建议卢基扬诺夫出任这个职务，卢说他代表立法政权，从法律角度不合时宜。到了半夜，仍然没有结果。我说‘好吧，如果没谁愿意干，我就干吧！’”1999年8月11～17日《文学报》。午夜时分，服务人员给这些人送来茶水、咖啡，还有一瓶威士忌。博尔金身体不好，他是8月17日从医院临时赶到ABC基地的，然后又去了一趟福罗斯别墅，他从克里姆林宫返回了医院。卢基扬诺夫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另一座楼里，他在博尔金之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克留奇科夫一直与福罗斯别墅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格涅拉洛夫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平静地吃过晚饭，还喝了一点葡萄酒。别墅里有个小型电影厅，戈尔巴乔夫为全家订了一部惊险电影，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有什么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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