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入觐,姜瓖意骄志满,以为多尔衮肯定要好好表扬他。为了保险起见,他事前还给多尔衮的亲信、大汉奸冯铨送去大笔珍宝。不料,冯铨老混蛋出人意料地“拒腐蚀永不沾”,把珍宝立刻上交清廷,以摆脱私交前明旧将的干系。
结果,多尔衮没见着,姜瓖在北京遭到了满清内院大学士刚林的“质讯”,责问他擅立明朝枣强王等“不法”事情,吓得这位降将叩头如捣蒜,惟恐被清廷立时“正法”。
还好,多尔衮只想给他个“下马威”,并无杀他禁他之心,最后由刚林传旨,让姜瓖“洗心革面,功罪相抵,戴罪立功”,放他回大同。
愤懑满胸,还要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姜瓖皮笑肉不笑一直绷着,回到大同。
自此,他对清朝既疑又恨,重新骑上墙头观风向。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戌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
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
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
“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南明的北风(4)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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