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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问题下（第1页）

李希明的父亲李伯瀚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还只是当地一家国营服装厂的业务员。他十八岁顶替母亲的工位进厂，兢兢业业地一干就是十二年，从一个见人就得喊一声“师傅”的愣头青成长为被大多数人尊称为“师傅”的全厂骨干。然而，就在当时的城里人还因为国营工厂的铁饭碗而志得意满时，此时在厂里已是处处吃得开的李伯瀚却在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嗅到了危机和机遇。尽管已过而立之年，在一个日渐重视学历的时代不过怀揣着高中毕业文凭，李伯瀚却出人意料地砸掉了手中的铁饭碗而“下海”经商。直至两年后这家国营服装厂宣告倒闭而工人们纷纷下岗，昔日的工友才明白他们嘴里的“神经病”是一个洞悉时代变迁的智者。

李伯瀚看似冒进，却并不鲁莽。他的底气来自于多年的手艺和所积累的人脉。通过某种渠道，他从南方弄来了一批又一批进口的垃圾服装。这里的“垃圾”并非形容词，而是表明这些服装原本是进口的垃圾，或是作为垃圾而进口，进口商非但无须支付任何货款，反而从出口商处收取了承担和处理这些垃圾的费用。垃圾服装大多是五成新的女装，以羊毛面料的大衣和外套为主，领口、袖口多有磨损，有些有污渍，甚至偶尔从口袋里翻出了带有血渍的绷带。不过，虽说是旧衣服，服装的面料、款式和裁剪却在当时的国内堪称时髦。

李伯瀚在自己家里开起了作坊。他利用过去的关系，以象征性的价格从先前工作过的服装厂买来干洗和熨烫设备，亲手清理每一件衣服的油渍、污渍、血渍，修补每一处脱线或是稍有破损的部位，用尽量相似材质的面料补缀磨损的袖口和领口，然后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销售。那是一个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应的供给存在紧张关系的时代。工薪阶层每个月的工资大约一百元出头，效益好的单位外加几十元的奖金。李伯瀚以每件二十至四十元的价格进行销售，一些成色较新、没有明显缺陷的大衣甚至能够卖到上百元。他进货几乎没有成本，货运也只是一个人的往返火车票外加一膀子力气，生产和销售都是在自己家中完成，父母和妻子偶尔帮帮忙也无须支付工钱。三年近乎没有任何成本的买卖给李伯瀚积累了第一桶金。

此后的经商之路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李伯瀚是一个商业奇才。就在垃圾服装生意开始吸引一些生意人的注意，同时也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关注时，李伯瀚突然清仓所有的服装、在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一个门面、完成个体工商登记开了一家服装精品店。同样是从南方进货，而此时所进的货不再是垃圾，而是每一个款式在当地都是仅此一件、绝对没有撞衫之虞的精品服装。一时之间，李伯瀚的精品店成为大东方都市群的时尚风向标，是东方市乃至周边城市最先富起来的家庭购物必选之地。然而，五年后，当服装精品店已是遍地开花时，李伯瀚却关掉了精品店做起了贴牌服装生意，他开了一家小型服装厂，专做海外名牌服装的仿制品，然后贴上仅仅在某个字母上与这些名牌有所不同的商标，将这些冒牌货批发给大东方都市群各地的服装精品店。

如此过了近十年，就在日渐富裕的国内消费者吸引海外名牌服装大举抢占内地市场，而商标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一个问题时，李伯瀚再次令业内瞠目结舌地卖掉了服装厂，摇身一变做起了房地产开发。自1998年国家推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李伯瀚一直紧盯着房地产的风吹草动。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适逢国家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刺激和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李伯瀚趁此谷底反弹之际，果断出手拿下临海的一块荒地盖起了别墅群。这些别墅尚未竣工便告售罄，买家正是当初常常光顾其服装精品店、最先富裕起来的群体。

李伯瀚成了大东方都市群的指标性人物，一批生意人将他奉为先知而亦步亦趋。不过，要想跟上李伯瀚的思路和步伐着实困难：当房地产商们有样学样地开发郊区别墅群时，李伯瀚在大东方都市群多座城市的繁华地段盖起了写字楼；当投资写字楼成为房地产业的主要项目时，李伯瀚又以住宅小区的形式成片成片地盖起了小户型公寓楼，这让在一路暴涨的房价下苦苦挣扎的工薪阶层趋之若鹜。李伯瀚一路高歌猛进，而他的诸多昔日工友则祖孙三代地蜗居在当初服装厂的职工楼中感叹着时运不济。

2019年，房地产大亨李伯瀚投资半导体芯片产业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此时，无论业内还是普通民众都已对李伯瀚的“转型”不再吃惊。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就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甚至就是冲在最前列的那股潮头。他审时度势、凭借着时代洪流的推动冲向最具潜力的荒芜之地，冲向亟待规范而尚未规范的灰色地带，而当法律开始竖起栅栏、建立岗哨、严加监管时，他早已赚得盆满钵满、扎紧钱袋全身而退。

李伯瀚在外是鹰隼、是猎豹、是雄狮，在家里却犹如一只任劳任怨的老母鸡，尤其是对李希明这个独子更是堪称“二十四孝”。尽管富甲一方，李伯瀚却常常因为自己的高中文化程度而自惭形秽，他也因此极为刻意地引导李希明不必继承衣钵而成为另一个自己。家产自然留给儿子，但儿子不必继承家业。好在这个儿子无意于经商而有志于读书，李伯瀚一路为他披荆斩棘。这个实验室既凝结着李希明的心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于儿子的关爱和厚望。

开车近一个小时之后，李希明和万锋坐在了李伯瀚对面的沙发上。万锋曾经是李伯瀚家的常客。李伯瀚在二十六岁时与服装厂的工友何晓娟喜结连理。次年李希明降生。等到李希明上幼儿园时，李伯瀚的垃圾服装生意已渐成气候。何晓娟下岗后找到一家商场收银的工作，每日早出晚归，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的任务自然是由在家“上班”的李伯瀚承担。再等到李希明上小学时，李伯瀚已是服装精品店的老板，店中事宜大多由店员打理，除了亲自去南方进货和核对账目之外，李希明每日只是“猫”在家里虔诚地阅读书贩从香港带来的经商“秘笈”和致富“鸡汤”。

小学放学早。万锋的父母均为公务员，完全无法按时接孩子放学。作为李希明的朋友，万锋便常常随同李伯瀚一同回到李家、两人一同做作业、做游戏。兴致上来时，万锋甚至拒绝回家，真正地做到了与李希明同吃、同住、同劳动。独子有一个玩伴自然令李伯瀚夫妇欣慰，更何况万锋成绩优异、守规矩、有礼貌，一看就是来报恩的孩子。父母的身边或许不乏狐朋狗友，但对子女的要求却是必须做到“亲贤臣，远小人”。父母可以苟且，那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不得已，是和光同尘的无奈与隐忍，但是，子女们必须始终走在诗与远方的路上。李伯瀚相信，有一个好孩子作儿子形影不离的朋友，将大大降低儿子结交坏朋友的几率。

郊外的别墅在宁静中透出一丝落寞，三人喝着茶、聊着共同的记忆、讲述着各自当前或者以往工作中的趣闻和烦心事。或许是自从挂名董事长后无事可做、一个人枯坐家中倍感寂寥，这一天下午的李伯瀚全程亢奋，拉着两个年轻人聊个没完。万锋倾尽全力地吹捧，正在理屈词穷之际，忽然想起数年前的新闻，便问道：

“李伯伯，三年前我看新闻说您打算开拓芯片产业，当时很不理解，疑惑这一步跨越是否步子迈锝太大，毕竟隔行如隔山嘛。直到去年，这才明白您早已是洞察先机。您冒这个险所考虑的并不是个人和公司的得失，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这几天我越想这件事，越是佩服您的高瞻远瞩和铁肩担道义啊！”

万锋自忖这番溢美之词足以振聋发聩，却不想李伯瀚脸色渐渐凝重，嘴里“嗯……啊……”地支吾许久，才摆摆手说道：“刚刚起步，刚刚起步，啊哈……”。

万锋想着老爷子说了一下午的话，或许有些困倦，于是用目光示意李希明告辞。李希明原本打算坐一个小时便动身返程，但数次起身都被他父亲拦下。此时收到万锋发来的信号，于是再次推说单位有事必须处理，而此时天色已渐渐转暗，李伯瀚说已在附近的酒店订了雅座，单位再忙也得吃饭。三个人喝下两瓶五粮液，此后的记忆都只是一些模糊的碎片。

等到李希明被手机的铃声惊醒时，他正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阳光从两扇窗帘的缝隙间射入房间，在被子上画出一条金线。

李希明接通电话，手机里传来叶倩略带哭腔的声音：

“李主任，您在哪里呀？零零一号……出问题了”。

李希明的父亲李伯瀚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还只是当地一家国营服装厂的业务员。他十八岁顶替母亲的工位进厂，兢兢业业地一干就是十二年，从一个见人就得喊一声“师傅”的愣头青成长为被大多数人尊称为“师傅”的全厂骨干。然而，就在当时的城里人还因为国营工厂的铁饭碗而志得意满时，此时在厂里已是处处吃得开的李伯瀚却在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嗅到了危机和机遇。尽管已过而立之年，在一个日渐重视学历的时代不过怀揣着高中毕业文凭，李伯瀚却出人意料地砸掉了手中的铁饭碗而“下海”经商。直至两年后这家国营服装厂宣告倒闭而工人们纷纷下岗，昔日的工友才明白他们嘴里的“神经病”是一个洞悉时代变迁的智者。

李伯瀚看似冒进，却并不鲁莽。他的底气来自于多年的手艺和所积累的人脉。通过某种渠道，他从南方弄来了一批又一批进口的垃圾服装。这里的“垃圾”并非形容词，而是表明这些服装原本是进口的垃圾，或是作为垃圾而进口，进口商非但无须支付任何货款，反而从出口商处收取了承担和处理这些垃圾的费用。垃圾服装大多是五成新的女装，以羊毛面料的大衣和外套为主，领口、袖口多有磨损，有些有污渍，甚至偶尔从口袋里翻出了带有血渍的绷带。不过，虽说是旧衣服，服装的面料、款式和裁剪却在当时的国内堪称时髦。

李伯瀚在自己家里开起了作坊。他利用过去的关系，以象征性的价格从先前工作过的服装厂买来干洗和熨烫设备，亲手清理每一件衣服的油渍、污渍、血渍，修补每一处脱线或是稍有破损的部位，用尽量相似材质的面料补缀磨损的袖口和领口，然后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销售。那是一个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应的供给存在紧张关系的时代。工薪阶层每个月的工资大约一百元出头，效益好的单位外加几十元的奖金。李伯瀚以每件二十至四十元的价格进行销售，一些成色较新、没有明显缺陷的大衣甚至能够卖到上百元。他进货几乎没有成本，货运也只是一个人的往返火车票外加一膀子力气，生产和销售都是在自己家中完成，父母和妻子偶尔帮帮忙也无须支付工钱。三年近乎没有任何成本的买卖给李伯瀚积累了第一桶金。

此后的经商之路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李伯瀚是一个商业奇才。就在垃圾服装生意开始吸引一些生意人的注意，同时也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关注时，李伯瀚突然清仓所有的服装、在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一个门面、完成个体工商登记开了一家服装精品店。同样是从南方进货，而此时所进的货不再是垃圾，而是每一个款式在当地都是仅此一件、绝对没有撞衫之虞的精品服装。一时之间，李伯瀚的精品店成为大东方都市群的时尚风向标，是东方市乃至周边城市最先富起来的家庭购物必选之地。然而，五年后，当服装精品店已是遍地开花时，李伯瀚却关掉了精品店做起了贴牌服装生意，他开了一家小型服装厂，专做海外名牌服装的仿制品，然后贴上仅仅在某个字母上与这些名牌有所不同的商标，将这些冒牌货批发给大东方都市群各地的服装精品店。

如此过了近十年，就在日渐富裕的国内消费者吸引海外名牌服装大举抢占内地市场，而商标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一个问题时，李伯瀚再次令业内瞠目结舌地卖掉了服装厂，摇身一变做起了房地产开发。自1998年国家推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李伯瀚一直紧盯着房地产的风吹草动。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适逢国家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刺激和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李伯瀚趁此谷底反弹之际，果断出手拿下临海的一块荒地盖起了别墅群。这些别墅尚未竣工便告售罄，买家正是当初常常光顾其服装精品店、最先富裕起来的群体。

李伯瀚成了大东方都市群的指标性人物，一批生意人将他奉为先知而亦步亦趋。不过，要想跟上李伯瀚的思路和步伐着实困难：当房地产商们有样学样地开发郊区别墅群时，李伯瀚在大东方都市群多座城市的繁华地段盖起了写字楼；当投资写字楼成为房地产业的主要项目时，李伯瀚又以住宅小区的形式成片成片地盖起了小户型公寓楼，这让在一路暴涨的房价下苦苦挣扎的工薪阶层趋之若鹜。李伯瀚一路高歌猛进，而他的诸多昔日工友则祖孙三代地蜗居在当初服装厂的职工楼中感叹着时运不济。

2019年，房地产大亨李伯瀚投资半导体芯片产业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此时，无论业内还是普通民众都已对李伯瀚的“转型”不再吃惊。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就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甚至就是冲在最前列的那股潮头。他审时度势、凭借着时代洪流的推动冲向最具潜力的荒芜之地，冲向亟待规范而尚未规范的灰色地带，而当法律开始竖起栅栏、建立岗哨、严加监管时，他早已赚得盆满钵满、扎紧钱袋全身而退。

李伯瀚在外是鹰隼、是猎豹、是雄狮，在家里却犹如一只任劳任怨的老母鸡，尤其是对李希明这个独子更是堪称“二十四孝”。尽管富甲一方，李伯瀚却常常因为自己的高中文化程度而自惭形秽，他也因此极为刻意地引导李希明不必继承衣钵而成为另一个自己。家产自然留给儿子，但儿子不必继承家业。好在这个儿子无意于经商而有志于读书，李伯瀚一路为他披荆斩棘。这个实验室既凝结着李希明的心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于儿子的关爱和厚望。

开车近一个小时之后，李希明和万锋坐在了李伯瀚对面的沙发上。万锋曾经是李伯瀚家的常客。李伯瀚在二十六岁时与服装厂的工友何晓娟喜结连理。次年李希明降生。等到李希明上幼儿园时，李伯瀚的垃圾服装生意已渐成气候。何晓娟下岗后找到一家商场收银的工作，每日早出晚归，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的任务自然是由在家“上班”的李伯瀚承担。再等到李希明上小学时，李伯瀚已是服装精品店的老板，店中事宜大多由店员打理，除了亲自去南方进货和核对账目之外，李希明每日只是“猫”在家里虔诚地阅读书贩从香港带来的经商“秘笈”和致富“鸡汤”。

小学放学早。万锋的父母均为公务员，完全无法按时接孩子放学。作为李希明的朋友，万锋便常常随同李伯瀚一同回到李家、两人一同做作业、做游戏。兴致上来时，万锋甚至拒绝回家，真正地做到了与李希明同吃、同住、同劳动。独子有一个玩伴自然令李伯瀚夫妇欣慰，更何况万锋成绩优异、守规矩、有礼貌，一看就是来报恩的孩子。父母的身边或许不乏狐朋狗友，但对子女的要求却是必须做到“亲贤臣，远小人”。父母可以苟且，那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不得已，是和光同尘的无奈与隐忍，但是，子女们必须始终走在诗与远方的路上。李伯瀚相信，有一个好孩子作儿子形影不离的朋友，将大大降低儿子结交坏朋友的几率。

郊外的别墅在宁静中透出一丝落寞，三人喝着茶、聊着共同的记忆、讲述着各自当前或者以往工作中的趣闻和烦心事。或许是自从挂名董事长后无事可做、一个人枯坐家中倍感寂寥，这一天下午的李伯瀚全程亢奋，拉着两个年轻人聊个没完。万锋倾尽全力地吹捧，正在理屈词穷之际，忽然想起数年前的新闻，便问道：

“李伯伯，三年前我看新闻说您打算开拓芯片产业，当时很不理解，疑惑这一步跨越是否步子迈锝太大，毕竟隔行如隔山嘛。直到去年，这才明白您早已是洞察先机。您冒这个险所考虑的并不是个人和公司的得失，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这几天我越想这件事，越是佩服您的高瞻远瞩和铁肩担道义啊！”

万锋自忖这番溢美之词足以振聋发聩，却不想李伯瀚脸色渐渐凝重，嘴里“嗯……啊……”地支吾许久，才摆摆手说道：“刚刚起步，刚刚起步，啊哈……”。

万锋想着老爷子说了一下午的话，或许有些困倦，于是用目光示意李希明告辞。李希明原本打算坐一个小时便动身返程，但数次起身都被他父亲拦下。此时收到万锋发来的信号，于是再次推说单位有事必须处理，而此时天色已渐渐转暗，李伯瀚说已在附近的酒店订了雅座，单位再忙也得吃饭。三个人喝下两瓶五粮液，此后的记忆都只是一些模糊的碎片。

等到李希明被手机的铃声惊醒时，他正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阳光从两扇窗帘的缝隙间射入房间，在被子上画出一条金线。

李希明接通电话，手机里传来叶倩略带哭腔的声音：

“李主任，您在哪里呀？零零一号……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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