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未来的一个月里,我会沉浸在痛苦的想象中,想象着远方那座繁华的城市里,我最爱的人是如何与另一个女人喜接连理,我也会因为这种痛苦的想象而夜不能寐,寝食难安。
但是,让我寝食难安的远非此事,就在我和林启正道别后的那个夜晚,接到家乡的电话,母亲突发大面积脑梗阻,住进了医院。
我们三姐弟连夜兼程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送进了特护病房,医生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家属吗?来,签收病危通知书。”
我着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的十多天里,我长驻在医院里,除了几个小时必须的睡眠,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守在母亲的身边,昼夜服待,她已无法发声,无法进食,意志也几乎完全丧失,更严重的是,由于肾衰竭,她身体内无法正常代谢,任何药物对她都是新的伤害。我曾想过让她去省城的大医院,可是,以她的身体,如何熬得过几个小时的颠簸。
邹月和邹天更是毫无主张,经常无助地问我:“姐,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只是满心懊悔,也许,我把母亲接到身边,积极地寻医治疗,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无望地看着她,慢慢地萎缩,慢慢地向死亡走去。
林启正的电话还是每日必至,我努力掩饰着,不让他知道我的状况。没有必要吧,在他新婚燕尔的时候,告诉他这样不快的消息。
高展旗经常会千里迢迢地赶来探望,努力说些打趣的话让我笑笑。有一天午后,邹月邹天都被打发回去休息,他陪我坐在病床前,手舞足蹈地与谈起他新认识的一个女朋友,我忽然疲惫地说:“老高,别说话了,让我在你肩上靠一靠。”
他顿时安静下来,努力地挺直脊背,我将头轻轻地靠上去,闭目养神。
许久,我开腔:“老高,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说真的。”
“我做你的朋友做太久了,待遇可不可提高一点?”
“不可以。在我这里,朋友是最高待遇。”
“那个待遇比较低的人知道这件事吗?”
我明白他指林启正,摇摇头说:“不,我没告诉他。”
“为什么?”
“他没必要知道。你也别说,好不好?”
高展旗忽然叹了口气:“唉,邹雨,其实你过得真辛苦。”
谁说不是呢?我的眼眶潮红了,闭着眼睛,靠着他的肩,不再言声。
十一月五日的凌晨五点,我的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我们。医生将白布遮住了她的脸,邹月和邹天跪在床前,痛哭流涕。我却一时头脑空白,只会呆呆地站着原地。
二舅走过来对我说:“邹雨,大姨、三婕,还有表叔他们都在等消息,你赶快给他们报个信吧。”
我懵懵懂懂地一个人走出病房,来到外面的停车坪里,开始拨号码。
电话通了,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看来大姨他们睡熟了,这时候报死讯,真是惨忍。
我正准备挂机,忽然,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喂,这时候还没睡吗?”
——是林启正!我以为我拨的是大姨家的电话,谁知,在下意识里,我竟把电话拨到了他的手机上。
“对不起,我打错了。”
我连忙说。
“没关系。可是你怎么这时候还没睡,出什么事了吗?”
他关切地问。
漆黑的夜晚,我孤独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坪,深秋的寒意使我瑟瑟发抖。他温柔的问话击穿了我强撑的神经,我着声音,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启正,我很难过,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都是我的错,我早点带她去看病,我早点送她去换肾,我多陪陪她,和她说说话,就好了……我后悔死了!……都是我的错……怎么办?”
“邹雨,别急,出什么事了?谁出事了?你慢慢说。”
他在电话那头依旧镇静。
刹那间,悲伤开始决堤而下,我双腿一软,坐倒在水泥地上,开始放声哭泣,边哭边对着电话里的他喊道:“启正,启正,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妈妈了!我妈妈死了!我再也没有妈妈了……启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妈妈死了,我该怎么办?……”
林启正应该被我吓到,在那头不停呼喊我的名字,试图安慰我,我哪还有理智与他交谈,只知蹲在黑暗里,抱着手机哭个不停,直到手机因为没电而彻底关机。
早上九点多,傅哥赶到了医院,在太平间找到我。
我和他走到门外,他气喘吁吁地说:“这个地方不好找哦,我查了好几个医院。邹律师,节哀。林总打长途回来指示我,全权代表他过来帮忙安排,有什么可以做的,比如说,用人,用车,你尽管说。”
“他在哪里?”
这是我首先想到的问题。
“在美国,好象是芝加哥,上次听他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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