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那样一番激动,在心里惊呼:我终於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PETER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PETER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PETER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觉得朱PETER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妖言惑众。像他这样的人,反右的时候肯定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肯定被揪出来批斗,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肯定被当成一个污染源清除。他到今天还逍遥法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可以在屋顶上大喊“我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象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那你就是铁了心要叛国了。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呆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你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学校作过统计,截止去年,有90%自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有55%公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
根据小道消息,女出国者的背叛之风比男出国者更浓,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更容易找个老美结婚,一步到位地把身份搞定。据说中国男人找美国女人呢,就受到些生理上的限制,差不多就是牙签跟竹筒的关系。哪个牙签愿意掉到一个空广的竹筒里去受那个屈辱?但中国女人找美国男人呢,那就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比喻,但据说美国男人最欣赏那些在中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年纪一把,相貌不咋,知识渊博,谈吐潇洒。
杨红开始还不信,后来院里一位三十有五的老姑娘公派出了一趟国,就套牢一个老美,先回中国,再以美国公民未婚妻的身份去了美国,一个老姑娘把些个小姑娘气得!
大家忿忿地说,这种人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运气这个东西,一旦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对有运气的人,大家羡慕一通,充其量也就心里咒她日后离婚,或者被卖进窑子里去。但有些人,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卑劣的手段,那大家就要公开地痛骂一下了,不骂不足以平民愤。
化学系有个老师是探亲出国的,去了一段时间就向学校打报告,说她怀孕了,要生第二胎。学校当然不能说同意,就回了信,劝其不要生。杨红听说这事后,还跟周宁在家里议论,说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你要生就生呗,还打个什么报告?有点无事生非的意思,明知你这样问,学校是不会同意的。不过事实证明那个老师打这个报告是英明的,或者用学校的话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她后来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就有一封信可以证明她不能回中国,她回中国会受到惩罚甚至迫害。那个代表学校回信的人好像也倒了酶,被撤了职,因为他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发炮弹。
大家听说这事后,没有一个不说那个老师卑鄙无耻的。大家一致认为象这样投机取巧、背叛祖国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行的人说,刚开始时,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的,据说是100%地批准,现在这种申请多了去了,美国也搞不清究竟谁回国是真的有危险,谁是假的有危险,只有定个名额,每年不超过20%。所以大家预计化学系那个老师最终是哭哭啼啼地回国来。
但后来听说那个老师居然就成了那20%里的一个,她申请成功了,虽然还没拿到绿卡,但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卡,总之是可以呆在美国了。於是又有很多人私下羡慕她,说她这可是一生两得,不仅比咱们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为她赚了绿卡,不如给这个小孩起名叫“绿卡”吧。有人就说,听说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公民呢,应该叫“公民”了。周宁听了,还呵呵笑着说:“说不定是个‘母民’。”
周宁的妈妈倒是有让杨红在外面生几个小孩的意思。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连证都还没签到,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跟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早上起来,也不用洗脸,大大小小一排都蹲在马路边拉尿拉屎。拉完了,再对彼此堆出的形状、大小、气味什么的,互相评论一番,常常为意见相左打得不亦乐乎。拉在路边的屎是不用扫的,等会车来人往的,压的压了,踩的踩了,很快就没有了。
早饭吃了,小孩子便作鸟兽散,婆婆自己也锁了门,上别人家打麻将去了。中午记得,就回来做一顿饭,不记得就莫怪婆婆记性不好。晚上这一顿是一定要做的,有没有菜无所谓,小孩子都已经饿得发麻,风卷残云般地吃了,婆婆便用一盆热水,把所有的小孩都洗了,大家上床睡觉。
杨红一直很钦佩婆婆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盆水,洗到后来,连盆底都盖不住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但婆婆一定要呵斥着,把每一个都拧过来洗过才让睡觉。杨红一想到自己的小孩要加入这个队伍,就不由自主地打寒战。
杨红不好针砭婆婆带小孩的方式,说了周宁也不会为她翻译,还不如不说,就一笑了之。她再怎么能耐,在婆婆眼里,也只是个生小孩的机器。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TRACY,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TRACY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TRACY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PETER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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