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弥留之际》创作于福克纳创作精力最旺盛的高峰时期,就在他的第一部杰作《喧哗与骚动》出版的同一月(1929年10月)里,福克纳开始了《我弥留之际》的写作,而且只花了四十七天的时间便顺利完成,同年正式出版。福克纳对这部小说非常满意,在上世纪30年代甚至一度把它置于《喧哗与骚动》之上,直到1947年有大学生问到他的哪一部小说最好时,他首先提到的依然是《我弥留之际》,还强调它“更容易读,也最有趣”77。当然,福克纳后来对《喧哗与骚动》的评价超出了《我弥留之际》,但《我弥留之际》无疑是福克纳最青睐的小说之一,是公认的福克纳的杰作。
《我弥留之际》是否“最有趣”,可能因人而异,而是否“更容易读”,在不少读者眼里,也会是一个问题。表面看来,小说不长,写的都是乡下人,也相当口语化,可是要仔细阅读,稍加思索,便会越读越难,把握不住小说的主题是什么,作家究竟要表明什么。难怪评论家白丁特认为:“《我弥留之际》可以被读而不能被理解,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可以被感受而不能被分析。”78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解读这部小说呢?
拨开小说原文标题的迷雾
小说的英文标题——AsILayDying,首先会令许多读者莫名其妙。“当我躺着等死”(字面直译)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读者会认为主句是小说的内容,即“等死”之际发生的事件或情节,但事实并非如此。小说的时间跨度前后约为十天,“我”在第一天的傍晚就死去了,故事情节并不是发生在“等死”之际,而主要发生在“我”死去之后,甚至“我”出场讲述的唯一一节的内容,也不是在“我”等死之际的情景,而是“我”对生前的回顾。
“我”是谁?一般来说,是指小说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但在本书中其实不然。这部小说是由十五个叙述者(包括七位家人和八位邻居等相关人士)共同讲述的,每一个叙述者的讲述都是一段个人独白,除了有一节,都是用第一人称讲述的。当然根据故事内容不难看出,这个“我”是躺着等死的“她”——本德仑家的主妇艾迪。在十五个叙述者的五十九节独白之中,她虽然只有一节独白,却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将她的遗体送回娘家墓地安葬是她生前设计好的“报复”,小说中人物的遭遇和反应都是由她的去世和履行对她的承诺所引起的。
知道了“我”是“她”,也让读者疑云重重。Lay(躺着)是英文的过去时态,应当表明小说情节是她死了之后回忆起她弥留之际的情况,但这种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评论家布勒卡斯坦指出:Lay在美国南方方言中有用成现在时的不规范的例子,但小说中的艾迪是小学教师,她的语言是规范的,几次使用lie或lay都符合规范。看来这不是时态用法有问题,正如布勒卡斯坦所指出的,小说标题中的Dying并不仅仅指肉体的死亡,而是另有深意。79
所以,读者应当拨开小说标题的迷雾,不必在字面意思或矛盾的意思上煞费苦心,探索字面背后的深意更为要紧。比如dying不仅可以指肉体的死亡,也可以指艾迪对家庭控制或影响的消失,深一层上还可以指艾迪精神上的死亡,甚至可以指美国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死亡。同样,LayDying一般指“病得起不来快要死了”的短暂时间,但也可能指一段较长时间,还可以指更为长久的时间,可以是几年,甚至是十几二十年。这是艾迪在小说里一再强调的一条信念:“我父亲说过,活着就是为不死不活做准备。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见40节,第153页)她在这句话里用了staydead,应当说是与laydying有区别的,即“不死不活”——指“没有意义地活着”,而这一层涵义也许更符合艾迪的实情。正是出于这种观念,她早就认为,安斯死了,可是他并不知道。她自身的情形也一样,她受父亲的虚无主义思想影响,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与别人(包括她的学生、后来的丈夫和子女)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她的婚姻、婚外恋、子女也都无法使她获得自我的价值。因此,她精神上早已死亡,后半生都处于“不死不活”的弥留状态。她自己也坦然承认生了珠尔之后,她就“开始为清扫自己的屋子做准备”(见40节,第153页),即进入了不死不活的弥留阶段。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小说的标题放回到历史的时空去看它的隐喻涵义。福克纳惯于把小说中的现实指向历史的传说和古老的神话,建立一种非凡的联系,使读者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受。福氏其他小说的标题,如《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都是类似的例子。
神话传说与现实故事
福克纳是一位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作家。背靠他自称的“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他创作出了十多部彼此相联系的小说,营造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神话王国。用评论家乔治·奥唐奈的话来说:“他的小说主要是一系列围绕特定冲突的相互联系的神话(或一个神话的各个方面),这个冲突发生在传统主义与反传统的现实世界之间,并沉浸在这个反传统的现实世界里面。”80与此同时,他在创作自己的小说时,又常常有意识地使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或故事结构与古希腊罗马神话或宗教传说中人们熟悉的人物、情节或结构相对应,形成一种对位关系,使读者瞬间超越时空,产生丰富奇特的联想,获得一种全新的启迪。而他这样做的常用手法,便是采用一个神话原型式的隐喻标题。
《我弥留之际》(AsILayDying)这个标题,据考证,引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出自1925年出版的威廉·马礼斯的英文译本。在该译本的第11卷里,阿伽门农的影子对奥德修斯描述,他被剑刺中正要死去(即小说的英文标题)的时候,背叛了他的妻子都不愿意伸手去抚合他的眼睛和嘴唇。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战争后历经千辛万苦流落十一年才返家,被不忠的妻子和其情夫杀害,这与《我弥留之际》里艾迪和牧师的私通是暗合的。艾迪虽然没有杀害安斯,但她恨不得杀了他。为了报复,她提出他必须在她死后把她运回杰弗逊老家的墓地安葬,于是有了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履行承诺是传统价值——诚信的体现,安斯不顾洪水、火灾和尸体发臭的困扰,坚持带领全家把艾迪运回老家墓地安葬,这虽算不了什么英雄之举,不能与阿伽门农归途的艰辛相比,但也构成了一个相似对应点。应当特别指出,这类隐喻只能是暗示或影射,并不要求直接的对应或对位。有时这种对应可能是逆向的或反讽的,只要能够把现实的故事与古代的神话关联起来就行。这就是神话原型批评家弗莱所谓的原型“置换变形”。
安斯全家运送艾迪的尸体回老家安葬的艰苦旅程花了六天时间,还与古希腊的酒神节祭祀活动持续六天产生联系。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祭祀活动是盛大的狂欢,继隆重的祭祀和游行之后,前三天演出悲剧,后三天演出喜剧,这与安斯一家的艰苦跋涉形成强烈的反差。小说中对安葬的场面只字不提,却对送葬的旅程仔细描写,不仅有路途的艰辛,更有人物各自的私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凸显了这家人在灾难的环境下表现出的丑恶、可笑与疯狂。
看来,要阅读和理解福克纳这位富有神话风格的作家,读者应当具备相应的西方古代神话和宗教的知识,尤其对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基督教以及《圣经》,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了这些知识,才能更好地穿越小说隐喻关联的历史时空,领略小说深刻的现实意义。
不同的聚焦层面,不同的主题涵义
福克纳的小说从来不是一个单面的现实故事,而往往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我们聚焦在故事不同的层面,会领略到不同的主题涵义。同时,福克纳总是巧妙地引导或者迫使读者越过表面的故事,从其人物或行动中看出更普遍的意义、更深刻的意蕴。
《我弥留之际》可以当作一部家庭小说,一部关于美国南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故事,是福克纳许多家庭小说中的一部。它描写本德仑家的主妇艾迪的死亡和将其遗体运回艾迪的家乡杰克逊墓地安葬的旅程,把全家放在家庭遭遇剧变的时刻。旅途中灾难迭起的典型环境,展现出这个没有爱、失去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家庭悲剧抑或闹剧。但是《我弥留之际》又不仅仅是本德仑一家人的故事,它反映了美国南方的穷白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与道德困境,同时也是南方社会的缩影,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的象征。艾迪·本德仑之死既是她个人的肉体死亡,也是她的精神死亡,还是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死亡。艾迪是一个自私孤独的人,她一生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一辈子都无法同家人、同别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她的“弥留之际”既是她临死的时刻,也是南方传统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消亡写照。本德仑一家暴露出来的道德堕落和人性丑恶,发生在这样的“弥留之际”也就不奇怪了。
作为一部家庭小说,《我弥留之际》最好结合另一部家庭小说《喧哗与骚动》来读。因为这两部小说不仅在创作时间方面相隔最近,它们在小说主题、人物性格、作品结构、创作手法、隐喻运用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部家庭小说都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康普森家是南方的种植园主,本德仑家是南方的农民。由于缺少母爱,家里没有传统精神维系,家庭关系都十分紧张,孩子们的成长受到影响,性格变得孤僻。两部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都是死亡,不过死亡的象征意义不同。《喧哗与骚动》更为深沉,象征一个时代、一种传统、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庄园主家庭的死亡。《我弥留之际》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由于丧失了传统的精神与价值观念,遇到主要家庭成员死亡这种重大的家庭变故,一家人难于应付,无法接受灾难的考验。他们虽然不畏艰险,和洪水、大火搏斗,不顾旁人的讥笑与敌意,完成了异地安葬的遗愿,却暴露了道德沦丧、各怀私心的丑恶嘴脸。人物塑造方面,父母都很冷漠;孩子中间,瓦德曼与班吉相似,都是智障儿童,只是程度不一样,但两人都在小说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杜薇·德尔和凯蒂都有情人,未婚有了身孕,只是情节不同;珠尔同母亲的关系和康普森夫人与杰森的关系也颇为相似;达尔和昆廷则非常相似。两部小说都从多视角叙述,让读者多方位地来观察和了解这两个不同的家庭,但《我弥留之际》走得更远,视角多至十五个,家庭内部有七人参与叙述,外部还有邻居等有关人士八人,他们一起顺着故事的进程单独表白,有的地方相互之间甚至颇有出入。这十五人一共讲了五十九段,独立成节,每节都是个人独白——包括内心独白、引述的对话和情节的叙述。两部小说都使用了不少隐喻、象征和意识流手法,寓意十分深远。不过,相比之下,《我弥留之际》没有那么厚重的历史意识,没有那种沉重的家庭传统负担,没有那么浓厚的过去时代对现代的压抑气氛,本德仑这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不似康普森家族代表一个正在死亡的文化在社会和道德上的堕落,代表一个旧秩序、旧传统行将崩溃。这也许是《喧哗与骚动》往往置于《我弥留之际》之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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