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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2页)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樱花落满了木桥,苏曼殊惆怅地走过,再不见红叶索诗,再不闻春雨箫声,他唯有把百助枫子永远铭记在心。

一九零九年的八月,苏曼殊回到了国内。小住白云庵之后,他决定要远行南洋,作为一个游方僧,远方总是他最想去的。他要去的南洋国家是爪哇,在太平洋的客船中,苏曼殊把这一年来翻译的英文诗歌汇集成册,定名为《潮音》。他刚翻译过拜伦的诗,现在他又喜欢上了雪莱的诗,在《潮音》的这本册子中,苏曼殊对比了这两位杰出的英国诗人。他觉得拜伦的诗象一种有奋激性的酒,人喝了越多,越会甜蜜地陶醉;雪莱则审慎深思,是一位哲学家的恋爱者,他的一生都在恋爱中寻求涅盘,而苏曼殊自己又是多么象这两位浪漫的诗人。船过香港时,发生了一个奇迹,苏曼殊在甲板上遇见了那位西班牙牧师庄湘老师,他们一见如故。随同庄湘老师的还有他的女儿雪鸿,雪鸿一直爱慕着父亲的这位学生,只是流水有意落花无情,苏曼殊只把这位可爱的西班牙姑娘当作妹妹一样,这让雪鸿的心里非常地难受。庄湘老师理解自己的学生,更理解他的信仰,在新加坡转船回西班牙时嘱咐苏曼殊一定要注意身体,以后还定有机会相见的。在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姑娘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佗罗花,又奉上一册自己一直珍藏着的《拜伦诗集》,她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反面,深情地写着“曼殊惠存”四个字。曼殊也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对雪鸿这位善良温柔的西班牙姑娘,苏曼殊是永生不会忘记的,在后来他写的《断鸿零雁记》中,曾多次地提起她。在新加坡稍做休息之后,苏曼殊来到了爪哇。这个地方处于赤道的附近,炎热潮湿,苏曼殊经常生病,作为一个僧人,他肯定不会在这呆多久。第二年,苏曼殊就从爪哇出发,目的地是佛教圣地印度,那个他好久前就想去的地方。轮船沿着苏门答腊岛,出了马六甲海峡,然后入印度洋。到了印度后,苏曼殊虔诚地朝拜了许多古寺名刹。他还发现与中国莲花只有红白二色不同,印度的莲花有金、黄、紫、蓝等各种颜色,而各种莲花也比中国的大许多而且更香。随后曼殊又在芒碣山寺住了许多时间,这座寺庙也在山里,而山中多是果树,苏曼殊好甜品,每天都采摘许多鲜果食用,非常悠闲。苏曼殊在印度也很谦虚,印度的僧人对他更是尊重,甚至他们将苏曼殊与印象中的康有为比较。这个时候爪哇的朋友又来信,请苏曼殊在回去到学校任教。苏曼殊不能拒绝,在印度朝圣之后,又从原路返回爪哇。

在爪哇时,除了授课以外,苏曼殊还从事进行着写作。大约一年时间里,他完成了英译《燕子笺》,又开始了那本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的写作,并且翻译了那本梵文诗剧《沙恭达罗》。而一九一二年的春天,苏曼殊又返回了中国。

他回到上海后,受到了好朋友柳亚子等人的邀请,到《太平洋》报社任主笔。还在柳亚子的劝说下加入了著名的“南社”。在报社,苏曼殊遇到了从日本留学刚回来的李叔同,他们两个有着相似的经历,而且最终都与佛有缘,还皆擅丹青。不过曼殊的山水画,多取材于古寺闲僧荒江孤舟,画风萧疏而孤僻;而李叔同性格清淡稳重,擅长花鸟。他们俩全都做着报社的美术编辑工作。

柳亚子的朋友叶楚伧久闻苏曼殊的画名,费尽心思要要得到他的画,后来硬是以同为“南社”成员的身份,用小计策把苏曼殊“囚禁”起来,才得到了那幅著名的《汾堤吊梦图》,画作完成之后随即就被李叔同铸版在报上发表了出来。同时也刊出了李叔同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堪称“双绝”,一时洛阳纸贵。之后,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也被李叔同拿到报社连载,小说写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主人公的遭遇其实就是苏曼殊的经历,刊出反响非常极大,可惜的是报社很快发生了资金的危机,到了一九一二年的十月份终于被迫停刊。

此后的一段时间,苏曼殊到了安徽安庆的朋友那里教书,直到第二年的年底,肺脾都严重发炎,每当发病时全身疼痛,无奈只能在十二月份东渡日本养病。到了日本他只是先住在一个旅馆中,后来病情加重才到东京就医。苏曼殊生病期间还去看望了河合若,为她添置了书橱、椅垫等生活物品,这个时候他已知道,这位唤了二十多年的小姨就是自己的亲身母亲。

苏曼殊的饮食习惯非常没有规律,遇到爱吃的东西准吃个大饱。比如日本人有吃冰的习惯,中国留学生一般不怎么吃冰,觉得那有碍健康,苏曼殊不但要打破这个陈见,一吃就吃好几斤,对于甜水果吃起来更是没有节制,这也损害了他本就虚弱的身体。

这次苏曼殊在日本的时间最长,一共住了三年。直至一九一六年的春天,他才回到了上海。回国后苏曼殊在杭州结识了国学大师马一浮。马一浮早年赴绍兴参加县试,与鲁迅兄弟同考,结果马一浮的成绩名列第一而鲁迅还排在他后面。后来马一浮又游访过美国,精通西学,不过他认为西学仍不如国学,六艺可以囊括一切学术,是新儒学的代表者,他也早闻苏曼殊的盛名,两人相见恨晚,非常投缘,对苏曼殊,马一浮有这样的评价“固有超悟,观所造述,智慧天发,非假人力”,可见苏曼殊的天才是没有人不佩服。

在上海,苏曼殊的肠胃病又复发了,痢疾不止,很快被送进了霞飞医院。孙中山一向对苏曼殊很器重,这一点当时在上海的蒋介石也是知道的,而且蒋介石也非常敬仰这位才名远播的僧人,知道他住院时经济拮据,还让苏曼殊当年的学生陈果夫送去医药费。甚至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中去住,在蒋的寓所里,苏曼殊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于是被送进了广慈医院,朋友们希望这所医院能挽救住曼殊年轻的生命。

苏曼殊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似乎明白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他到没为自己感到伤心,时常想起的只是那句自己曾写过的诗句:“众生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的僧人,早已把自己的生死度之以外,众生成佛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一九一八年的五月二日,苏曼殊被病痛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除了他的母亲,这一生他确已没什么挂碍了。他走得那么洒脱那么年轻,在人世只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

那些朋友都知道苏曼殊生前喜欢杭州,钟情西湖。于是他们在西湖的南岸山脚下,为他选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安身之地,让苏曼殊可以常与湖山做伴,再不孤寂。

后记(1)

写一本书好似一次行旅,到了终点该缓口气了,却发现脚下又将是下一个起点,所以后记只是一种了结而非终结。就像行旅者在远乡青山间走了很久,偶遇一座茶亭,那就歇歇脚,坐下来,会心地从茗香清风中品咂来路的艰辛,稍作恢复,便又该启程。

创作可以说一项时间的事业,创作本身需要时间,而作品的好坏也需要时间来评断。以后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小说也不会丢弃。写散文是写我想说的话,写小说是替笔下的人物说话,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很多读者在看完我的第二本讽刺小说时给我来信,他们读惯了我那本《山河寂寥》的风格,惊讶一个人怎会写两本差别如此之大的书,一个严肃的散文作者怎会还有尖刻的另一种文风,说有些作家都只写一种风格的文章、一种风格的书,怎么独你左右开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历史的多情,那么文章必然沉郁恣肆;对现实生活中世情百态的不满,那么文章也自然会尖刻,幽默和讽刺其实也是一种婉转的锋芒。写历史散文是抒胸中之逸气,以及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感情;写讽刺小说,是希望能通过幽默的一面来警示人心,沉淀一下生活中的浮躁。当然,诚如读者朋友信中所说,能驾驭差别如此大的两种风格是少有的,少有不是没有,最近我也当了回责任编辑,替张炜先生看了他将在上海三联出版的《楚辞笔记》,众所周知张炜先生是以《古船》、  《外省书》、  《能不忆蜀葵》等小说名世的大作家,本行是小说创作,没想到国学底子亦非常了得,学术文章也写得出,而且照样写得文采飞扬、潇洒气派,相信一般的酸腐学者看到那本书后自会汗颜。左手右手皆有所擅的例子不在少数,谁也没规定一个作家只能守住一种文体的贞操至死不渝的,文艺女神似乎也更喜欢不专一的创作者,余光中先生说得好,诗歌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在创作上他是个多妻主义者。好一个文学的“多妻主义”者!正是有了那不专一和不满足,才能写出出新意的文章,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当然我似乎也得向读者朋友声明,此借鉴只限于文学创作,要在生活里边实践一下的话。本人不负误导责任。

提到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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