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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看来，造成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时期出现的满汉官员不尽心任职、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党争不断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1660年春，鳌拜还一举革除了大清王朝强大的宦官势力——内官十三衙门，为整个大清王朝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2．努力发展经济

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经济。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奖励垦荒。奖励垦荒这项措施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代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通用的措施，鳌拜辅政时期也不例外！但是在具体措施上，除了实施一些以前历代王朝都能够实行的诸如开荒归己并开荒者的减免赋税、以垦荒的数量作为对地方官员奖惩的标准、灾荒年间减免赋税、开仓赈济等措施之外，鳌拜辅政时期还有很多创新，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鳌拜还命令发给各地穷苦百姓及投诚官兵耕牛、种子和银两，为他们创造垦种田地的有利条件！这在以前是少有的。又如根据《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记载，清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四川地区人烟稀少、经济残破。在这种情况下，鳌拜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对恢复发展四川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是实行“更名田”。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的一个最为后代历史学家肯定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这项措施，也是他在担任辅政大臣的过程中，最后的辉煌——因为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仅仅两个月，他就被康熙皇帝拿下了！

1669年春，鳌拜下令“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3．减少军事行动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马上得天下、号称“万人敌”被赐号为“巴图鲁”的重要军事将领，但是在鳌拜辅政时期，大清王朝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导致鳌拜减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原人民的强烈抵抗，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鳌拜知道，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如若一味进攻，大清王朝很有可能步前明后尘，迅速衰落下去！因此，他们在消灭了南明永历政权之后，就迅速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从而把完全统一中国的任务交给了后来的康熙皇帝！

应该说，这个时期大清王朝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1683年最终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鳌拜却与康熙皇帝产生了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还要从康熙初年存在的三大矛盾谈起。

三、无法回避的三大矛盾

1．满汉民族矛盾——“重满轻汉”政策的遗孽

明清之际，随着满汉两大民族双方上层贵族分子争权夺利斗争的加剧，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无可挽回的激化了。

2．是否学习先进文化的矛盾——进步与保守之争

这里的先进文化，既包括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也包括西方的先进文化！

8。鳌拜专权之谜（3）

清朝最初入关后的两位皇帝——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对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和西方的先进文化抱有好感！他们都认为，只有采用汉族的制度，吸取汉族的文化才能使清朝长治久安。不仅如此，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还都拜一些西方传教士为师！

但是，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一方面对汉族则施行高压政策，不遗余力地打击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另外一方面还想方设法将汤若望下狱、准备处死。

3．八旗内部矛盾——两黄旗和两白旗之争

顺治皇帝即位前后，两黄旗和两白旗为争立皇帝，几乎兵戎相见，从而造成了难以缓和的八旗内部矛盾。顺治皇帝即位以后，多尔衮为首的两白旗实际上掌控着国家政权，因此他们极力压制索尼、遏必隆、鳌拜为首的两黄旗。顺治皇帝亲政以后，两黄旗实际上掌控着国家政权，两白旗失势。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面对着这种种矛盾，辅政大臣鳌拜是怎么做的呢？

四、鳌拜对于满汉民族矛盾的解决方式

1．宣称“首崇满洲”

辅政伊始，鳌拜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这些已经表现出了鳌拜辅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

此后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在各方面都采取了“重满轻汉”、“首崇满洲”的政策！

这样的一个政策，从努尔哈赤延续到皇太极、从顺治延续到康熙！直到1669年康熙皇帝亲政也没有什么改变！不管他们对汉族地主表示出多么友善，但一旦触及满洲统治者切身利益，危及满洲贵族统治地位，他们“重满轻汉”的根本原则就充分反映出来了。鳌拜辅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

2．被迫满汉平等

虽然鳌拜时时处处企图“重满轻汉”、“首崇满洲”，但是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难于做好的事，在更多的场合，鳌拜只能被迫做出妥协。也就是说，鳌拜等在强调满洲的统治地位、清除明末弊政残余的同时，并没有在顺治朝满汉关系的格局上做更多的改变。

这个方面的例子是非常之多的。

如1662年谕都察院：“巡视茶马一差，近经部议，满汉兼差，已经奉旨准行。今思巡视茶马差原系汉御史，从无差满官之例，以后著仿照旧例，止差汉官，不必兼差满官”。

又如1658年，顺治皇帝曾将皇太极时建立的内三院名号取消，仿明制将大学士改为殿阁大学士，满、汉“仍俱正五品”，比顺治初年俱正二品有所降低，但并无差别。1661年，鳌拜等以不合旧制恢复内三院名色，“设满、汉大学士等，照尚书、侍郎品级”，即大学士为正二品，恢复的乃是顺治初的定制。同年亦定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一员，满学士二员，汉军学士和汉学士各一员，满、汉比例大致相等。六部在清初统治者眼里一直是要比内三院更重要的，所以鳌拜等在1667年曾定满尚书为一品，汉尚书为二品，略有差别。但实际任事的满、汉尚书、侍郎人数是相当的，均为满、汉各一人。

再如，就地方行政机构而言，顺治年间和鳌拜辅政时期，任地方督抚者几乎没有满、蒙人，汉军旗人在总督中约占十分之八，一般汉官占十分之二；在巡抚中汉军旗人与一般汉官平分秋色，前者略多，只是到辅政末期，才有极少几个满、蒙人任督抚，还不如康熙皇帝亲政以后的多。至于府州县各级官吏，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官。

这种中央机构满人占居优势，地方军政大员中汉军与汉人各据其半，低级官吏几乎全为汉人把持的情况，在整个清前期变化都是不大的。因此，尽管鳌拜等比较强调“首崇满洲”，但由于这样一种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本格局不能变更，满、汉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汉化的趋势没有被遏止。

不管怎么说，鳌拜的上述做法，没有从主观上缓解满汉矛盾的努力，也就没有缓和本来已经日益激化的满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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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鳌拜专权之谜（4）

五、鳌拜对于是否学习先进文化的矛盾的解决方式——汤若望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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