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终于还是来了,我稳住精神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笑眯眯地在等我,见我推门进来,他忽地站起来,热情地跟我握手,嘴里不停地念叨,小杨是个好同志,小杨是个好同志。我有些发蒙,难道开除一个工人还需要客气着开除?那一刻,我把提前在肚子里想好的词儿全忘了,我抽回手,傻乎乎地问他:“厂长,你千万别跟我客气,有什么话你直接吩咐得了。”厂长边给我敬着烟边问我多大了?什么学历?家庭状况?个人爱好?最后,他斩钉截铁把手一挥:“写个申请吧,入团。”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晕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儿?耍猴儿?
李俊海像戏剧里的奸臣那样笑着来找我:“兄弟,昨晚我去厂长家了,哥们儿当了一把滚刀肉。”
我没问他具体是怎么当的滚刀肉,当时我笑得岔了气,腰里生疼。
入了团没几天,厂长又找我了:“小杨同志,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委任你担任本厂团支部文体委员。”
晚上喝我的“升官酒”的时候,李俊海笑成了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
那一夜,我失眠了……黎明的微光中,我看见我爹站在我面前冲我竖大拇指,他的腰板挺得笔直。
第七章 莫名其妙
1984年的春节我是在看守所里过的。年三十傍晚,段所把我叫到值班室,指着桌子上的电话说:“杨远,接个电话。”我的心砰砰直跳,凭预感,我知道这是我爹打来的电话。我对段所说声谢谢政府,段所说,大过年的就不用谢了,本来是不允许犯人跟家属通电话的,看在你爹打了好几次的份上,你就接个,快点儿啊。我扑过去抓起话筒,只听见那头喘息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喂”了好几声,那头传来我弟弟的声音,他说,哥哥,来家过年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我憋住气,稳了一下情绪,大声笑起来,我说:“二子,我在北京天安门这边玩儿,等过了年,哥哥给你带回家一个大模型。”我弟弟在那边又喘了一阵气,磕磕巴巴地说:“哥哥,不用了……那得多少钱呀。”
我想说点儿什么,可是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一个劲地咽唾沫。
我爹在那头嘿嘿地笑:“大远……大远……”
我放下电话转身走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雪,雪花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睛。
大约是五月份的一天上午,段所给我们劳动号开会。他说,上面有指示,让大家交代余罪,如果大家还有没交代完的罪行就赶紧交代,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交代的话不行,因为凡是在押人员不但要交代自己的,还要检举揭发别人的,不交代没有好下场,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是抗拒改造,关小号那还是好的,弄不好还得加刑。
亮着昏黄灯光的监号里,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叹气声比老贾的放屁声还要压抑。我躺在床上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从头梳理了一遍,梳理得脑瓜子生疼,也没梳理出什么值得交代的问题。那边,老贾突然跳了起来:“我娘!我得去交代,我还偷了生产队一麻袋地瓜。”我吓唬他:“那就赶紧去呀,这可是盗窃罪呢,一起步就是三年。”老贾慌了,就地放个响屁,鞋也没穿就窜出门去:“报告所长,我有罪,我该死……”第二声“该死”还没喊利落,段所就来了:“诈唬什么?”老贾扑通跪在地下,头磕得像鸡啄米:“政府,我该死,我有罪,我还偷了一麻袋地瓜……”
段所哧了一下鼻子,骂声神经病,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来一下,有人找。”
我的心一紧,这种时候找我干什么?眼前一阵恍惚。
忐忑着拐过监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在值班室门口的严警官,以前提审的时候我看见过他的签字……严盾。
他怎么又来了?我下意识地站住了,严盾笑眯眯地冲我招手:“老伙计,又见面啦。”
走在去预审科的路上,我完全懵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来找我。
严盾坐在审讯室的桌子后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傻了,端坐在铁椅子上一动不动。
严盾看了我一会儿,轻轻摇了一下头:“很可惜呀,好端端的一个青年就这么瞎了……我希望你振作起来,不要自暴自弃,人生走一段弯路没有什么可怕,怕的是走一辈子弯路。我重新对你做了一些调查,说实话,我很同情你,你的底子不坏。你爸爸多不容易啊,还有你弟弟……”见我茫然地看着他,他突然把手一挥,“好了,不多说了,越说越替你惋惜,咱们还是直接开始吧。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要重复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吧,把那件最大的事情说出来,说出来对你也是一种解脱。”我一怔:“什么最大的事情?我解脱什么?”严盾又开始绕着我转圈,我急了:“你就直接说吧,别转啦。”
严盾站住了,他看我的眼神很怪异,让我联想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师在我犯错误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我有些诧异,大哥,我是你的敌人啊,你这么看我是什么意思?刚想开口跟他开句玩笑,他突然变了脸,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那好,听清楚了,抢劫。”
抢劫?我茫然……窗外一只小鸟在唱歌:抢劫、抢劫!
我委屈得都要哭了,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大哥,什么抢劫??”严盾叹口气,示意旁边的一个记录员开始作笔录,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你抢劫了。”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炸开了,我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我知道,抢劫这个罪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起步就是三年,弄不好有可能“打眼儿”!我什么时候抢劫过?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我为什么要抢劫?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平白无故地拿别人的东西,我哪能干那样的事情?我涨红着脸,把手拍得山响,嗓音也变成了鸭子叫唤:“严警官,你可别吓唬我,我什么时候抢劫了?”严盾皱紧了眉头:“杨远啊,你真是执迷不悟,我劝你认清形势,跟政府对抗是没有好结果的,你想想哪有你这么傻的?人家你同案都交代了呢。”我还有同案?我的同案不就是跟我一起砍小广的金高他们吗?他们都判了刑,早已经发走了。我摸着头皮笑了:“大哥,你还是别绕我了,我根本就没抢劫,哪来的什么同案?”
“杨远,别犯傻,有些事情不交代清楚了是不行的,知道现在是个什么形势吗?”严盾顿了顿,重新坐回了椅子。
“知道,严打,可严打也得讲究个打法吧?这不是乱打嘛。”
“乱打?就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给你加个罪名……诽谤罪。”
“我没说严打是乱打,我是说如果你打我个抢劫罪,才是乱打呢。”
“真没想到你这么愚昧,”严盾看了看挂钟,似乎想早点儿结束“战斗”,“要不我再提示你一把?”
提示就提示,我根本就不怕他,因为他说的事情我根本就没做过。
我敞开衣服,一下一下地扇着胸脯上的那只蝴蝶:“那最好,我还等着回去拉水给大家喝呢。”
严盾笑了:“还拉水呢,拉不了啦,这次你回去就换了身份啦,不是劳改犯,是嫌疑犯了。”
他说的我弄不明白,难道这俩“犯”不一样?我说:“反正我就这样了,你提示吧。”
严盾喝口水润了润嗓子,无奈地扫了我一眼,声音一下子变粗了:“听着,石桥饭店。”
我像是裤裆里被人猛然塞了一块冰,忽地弹了起来:“别问了!我明白了,让我来告诉你。”
严盾把手往下压了压:“别激动,杨远,你的概念有问题呢,这不叫告诉,这叫坦白交代。”
83年初,我当了厂里的团支部文体部长以后,经常跟厂里的小青年们组织活动。我最热衷的是带大家约其他单位的年轻人去体育场比赛踢球,我们这帮人很能干,经常把别的球队赢得落花流水,当时在市里小有名气,年轻人都知道第三机械厂有一支很威猛的足球队,带队的是一个精明干练又寡言的小伙子。
那时候也没什么奖励,赢球了大家就凑份子去饭店撮上一顿,最多是发工资的时候,厂部给发点儿奖金,我一般都攒起来,设想着有那么一天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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