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我刚满十七岁,的确很年轻,可年轻并不是那么快活。家里有长我七岁的哥哥和长我四岁的姐姐。我总觉得有价值的事,还有让大人们吃惊不已的事,都让他们先做尽了,剩下的事就像干巴巴的饼干。
“干巴巴的饼干”是妈妈想出来的说法,指那些加了碎椰果、碎杏仁、碎果干等东西的饼干。吃起来口感差,还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味道,家里人都不喜欢,所以别人送的什锦饼干中,这种饼干总是留到最后。
父亲在大学里当老师,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她擅长西式裁剪,有时会在家中接些活儿。家里的楼梯平台上放着缝纫机和各色花样的布。
我在市中心的女子学校上学。那是一所古老而美丽的学校,体育课上甚至还要练日本长刀。在我满十七岁的那个夏天,哥哥和姐姐都已不在家中了。他们是意志坚强的孩子,不断向外拓展人生。哥哥没有找固定的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四处游荡,根本不回家,后来他经营咖啡馆,现在已有了两个孩子。姐姐当时正在北海道上大学,和在那儿结识的男子结了婚,后来她做了牙医,现在仍然在北海道生活。
和总是出问题的哥哥以及成绩优秀的姐姐不同,我是一个平淡无聊的女孩子。
家中除了父母和我,还有西娜。西娜是一只苏格兰母狗,有牙周病,还患有慢性耳炎,嘴巴和耳朵非常臭。十五岁的西娜走路已经摇摇晃晃了。在被哥哥姐姐丢下不管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和西娜同病相怜。
二层左侧是我的房间,里面放着十七八岁女孩子屋里应该有的一切,有书、唱片、廉价的化妆品等。墙上还挂着干花。
“真是蠢女孩的房间。”姐姐以前经常这样说。
在十七岁之前,我一直住在同一个小城中。那是位于东京边缘的通私铁的小城镇,既不是都市,也不是乡村,只是人口逐年增多。只有车站一带繁华,城镇里面都是住宅和田地。当时还通那种绿色的慢车,现在当然没有了。那车摇晃得厉害,车内还充满汽油味。
那是个闷热的夏天。
肉店老板的儿子河村宽人和我是小学同学。他没有上高中,在父亲的店里帮忙,是个身体健壮的男孩。小学时男女生一般不在一起玩,但从小学时代起,他就经常主动找我玩。对我来说,他是个很特别的男孩。他眼角有个小疤痕,每次有人问到,他总会认真地解释:“来家中玩的堂兄带了一把飞刀,这疤痕是被那东西划伤后留下来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少年。
“喂,咱们去哪儿玩吧!”临近傍晚,我去商店街的一角买了他炸好的土豆饼,边吃边问,“你哪天休息?”
土豆饼很烫,黄色纸袋上渗出星星点点的油。
“我哪天都行,可去哪儿呀?”
满脸汗珠的宽人这样回答。他用头上已变黑的长筷子不停地翻动大锅里的土豆饼。
“我想开车去兜风,你能借到你爸的车吗?”
和我同岁的宽人当然还没有驾驶执照。不过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有时会开店里的车。爱喝酒的父亲偶尔把他叫到酒吧中,替自己把车开回家。
“我一个人不行,必须和有驾照的人一起。”
“没关系,车这东西,一踩油门就会自动跑,一踩刹车就会自动停止,你不是经常坐吗?”
我对开车一无所知,却一味地这么怂恿他。
“我在副驾驶座上给你看地图。”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有对河村宽人说话时,语气才会变得如此强硬。
初中毕业后,我时常去肉店玩。我们只是隔着炸土豆饼的锅和摆着肉的玻璃柜台闲聊一会儿而已。
我家在车站南侧,宽人工作的肉店在车站北侧。要去见他,必须经过铁道口。那儿不时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紧挨着有一家鳗鱼店,周围总是弥漫着烤鳗鱼的烟雾和味道。
在家中,家人都叫我阿圆,因为我曾是个圆滚滚的胖娃娃。现在想来,那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称呼,但一直被这样叫,我也觉得十分自然,并没有任何抵触。而且家里人把葡萄也称为阿圆,让我感觉葡萄是特别亲切的东西。给别人写信时,总在署名后画上葡萄,好像那是我的标志。
妈妈亲手做的床罩也布满小葡萄花样。和爸爸一起去百货商店时发现的印有葡萄的素烧杯子,一直用到现在。
被称为阿圆的我,当时喜欢读的书首推《丛林故事》。总是放在枕头边,睡觉前拿在手上翻一会儿。即便不拿起来读,也肯定要用眼角瞄一眼封皮。
所以在我眼中,女子学校的朋友们都非常成熟。她们成熟而活泼,有女性魅力,而且思想前卫。
她们之中有几个正在和大学生交往。就算不是真正的交往,她们也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交际圈,比如在图书馆、附近的公园、咖啡厅,以及当时流行的冲浪用品店中认识一些朋友,和他们发展到一见面就会打招呼的程度。
我没有这样的交际圈,更没有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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