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在初定云南期间可以生龙活虎地撵着明军的屁股追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托永历的福,因为,永历逃离昆明时,给他们留下了可供十万大军半年之需的粮食。
可是,这半年时间一过,清军就撑不住了。
要知道,无论云南还是贵州,地多丘陵、土多贫瘠,物产本来就不丰,经过这场大规模战事,百姓流离失所,地方破坏严重,筹集粮草非常困难。
此外,满洲兵将来自关外苦寒之地,难以适应西南边陲气候。
顺治十五年春天一过,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征南将军赵布泰等人天天叫苦不迭,闹着嚷着要班师回京休息。
可以说,撤返大批满洲兵将,已经成了必然。
但考虑到必须斩草除根,清廷通过兵部会商,由经略洪承畴负责西南总体部署,多尼下固山额真宜尔德负责镇守省会昆明,任平西王吴三桂为统帅,以汉军和绿营兵为主,会同固山额真卓罗带领的少数满洲兵入缅擒捉明主。
受此重任,洪承畴不喜反忧,因为他知道,以现在清廷的财力论,根本不足以支持大军向缅甸进兵接。
他上疏备陈云南地方“蹂躏至极,兵火残黎,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饥毙载道,惨难见闻”,又称李定国等“逃窜猛猛、孟艮等处”,“而各路土司、伪营残兵各私受定国伪札、伪印,歃血立盟,伺隙起衅,已屡见告。兹若一闻大兵西追,势必共思狂逞,避实突虚,以复窜内地。彼时追剿大兵相隔已远,不能回顾,而云南大兵又以驻扎省城,未能远追,倘致巨逆窜逸,所关匪小”。所以,认定短期内不宜出兵缅甸,要进兵,起码得等顺治十七年秋收以后。
为了减少开支,他建议:只留部分精锐满兵由卓罗统领驻扎省城,吴三桂的军队则分驻于迤西永昌、顺宁、云州、景东各要害处所,以防残明势力出现反弹。
一句话:“须先有内安之计,乃可为外剿之图。”
这么一来,从顺治十五年到顺治十六年两年内,西南并没有大的战事,避难于缅甸的永历等人暂时是安全的。
当然,洪承畴使用了许多下流龌龊的手段或恫吓,或诱使,恩威并施地逼迫缅甸当局主动交出永历、沐天波等人。
但这一手段并未收到如期效果。
顺治十六年十月,洪承畴左眼失明,右眼严重白内障,无法视事,只好解除了经略职务,返京调理养病。
接替洪承畴剿捉永历、总管云南军民事务的是吴三桂。
吴三桂大权在握,脑子里面想的是继承明代沐氏家族世镇云南的地位,以“云南王”自居。
他在洪承畴回朝复命之前虚心请教“自固之策”,洪承畴的回答简洁有力:“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
于是,顿首受教的吴三桂就不能让西南局势继续沉寂下去。
他极力主张继续用兵,以扫灭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和南明在云南一带的残余势力。
可是,清廷政府实在是有心无力。
虽说在顺治十五年已撤回了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征南将军赵布泰所部八旗精锐,但云南的军费开支仍然是全国之最,给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
据户部统计,单就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省该年的俸饷银高达九百余万两。
而以顺治十六年、十七年国家征收的课银为例,分别为二百六十六万六千二百三十两、二百七十一万六千八百一十六两。国家两年的课银收入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云南一年的军费开支!
这可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
浙江道监察史季振宜就上奏痛陈云南军费之重,说:“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今以滇南初服,委之平西王,令其便宜行事。该藩兵力原厚,而满洲、绿旗兵丁复屯数万,其间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赀,其不独云南困,而数省俱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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