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逃亡后,黔、滇共归一家。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永历帝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威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
驻守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是孙可望的铁杆粉丝,孙可望虽败,但他们仍然唯孙可望之命是从。
孙可望降清,这些人在孙可望的带领下,俱有降清之意。
为此,李定国不得不费尽心思对这些死硬分子进行讨伐。
也幸亏李定国用兵了得,军至迤西,即阵擒关有才,逐走王自奇,迫降张明志。
而等李定国回到昆明,刘文秀已擒张虎于水西,彻底清除干净了这些内患。
但,就在李定国忙于平定内乱的时候,清廷大举来攻了。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九日,清廷在去年已经部署了三路大军的基础上,又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带领大批八旗兵南下,“专取云南”,敕谕中明确规定“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赋予多尼以节制三路清军的指挥权。
而李定国既忙于在平定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张明志等人的叛乱,又考虑到南明贵州守军全是孙可望旧部,如果引清军入境的是孙可望本人,军心很可能有变。
基于这种考虑,他不得不着力对贵州军队进行整顿,甚至把许多久经战阵的领兵大员调回昆明。
这么一来,清军的三路进攻贵州进展得极为顺利,不但攻占了湘西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沅州(今芷江)、靖州等地,还占领了贵州镇远、黄平、平越州(今福泉)等地。
四月,洪承畴进驻贵州省会贵阳。
同一时间,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也由陕西汉中统兵南下四川。
云南,已在清军的合围之中。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永历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刘文秀病倒了。
永历帝和李定国前往探望,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都无济于事。
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病卒。临终前,刘文秀上遗表云:“北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
因为李定国在进行军队整顿时,为了便于区分,把原先孙可望的部下称为“秦兵”,而把云南旧兵称为“晋兵”,使得孙可望的旧部心灰意懒,刘文秀在病危之时仍以国事为重,不但委婉地批评了李定国分“秦兵”、“晋兵”的做法,还主张应该同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紧密团结,共赴国难,可谓襟怀坦荡,利利落落。
李定国虽然认识到了错误,但也为时已晚。
七月,独山又陷,战情紧急。
李定国亲到前线,部署迎敌。
李定国到达关岭(贵州关岭),在一座破祠前,杀牲畜祭祀誓师,喝血酒发誓说:“李定国奉命出师,不以身殉社稷佐中兴者,神威当截其头!”
针对清军三路挺进的云南的来势,李定国便分三路大军进行踞守,其中,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李承爵据普安黄草坝;白文选据遵义之孙家坝。
但清军来势太猛,白文选等三路大军相继败北,明军的防守体系全盘崩溃。
李定国本来还想压住阵脚顶上,但眼看北线吴三桂军已经越过七星关,南线赵布泰军已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今兴义县),自己不仅无法阻止清军入滇,很可能后路还被清军切断,那样,全军就有性命之虞。
于是,只得含恨下令放火烧毁北盘江上的铁索桥,由冯双礼断后,全军撤回云南。
此次惨败,兵民死难者不下三四十万,明军精锐损失殆尽。
败退路上,李定国已经感到昆明难于保卫,便派使者向星火飞报永历帝,陈说清军势大难敌,奏请永历赶紧移跸以避清军之锋锐。
永历政权自诞生以来,一如浮萍,随风而转、遇水而漂,始终不得片刻安宁。是昆明,让永历政权找到了些朝廷的感觉,六部各衙门能正常运转,各种政事的施行有条不紊,日子是那样的安定、祥和。可是现在,结束了,这一切,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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