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以“不类事”来否定朱由崧,多少显得牵强。
另外,所提到的“七不可”到底是不是事实,也很难说得清。
据传闻(仅仅是传闻),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深夜,李自成大军剽掠至怀庆府,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一起从洛阳东门出去,因为李自成军来得太急,朱由崧急于脱身逃命,竟置邹氏生死于不顾,独自偷溜了,狼狈不堪地潜入卫辉府依附于潞王。如果这传闻是真的,那朱由崧在危难关头只顾着自己跑路,将嫡母丢弃在兵荒马乱的半道上,那自然是不孝了。但这事的另一版本是:怀庆府陷落当日,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及续弦王妃李氏一同出逃,逃到半路,被李自成乱军冲散了,他只好独自一个人投入卫辉潞王府中。混乱中与嫡母走失,那是意外之事,强扣上不孝的大帽子,就太过苛刻了。
不管怎么说,民间既然流传有置嫡母生死于不顾的说法,判定朱由崧“不孝”,还算有点影子。
但除了“不孝”这一桩,其余“六不可”就根本无可考究了。
可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朱由崧背定了“七不可”的黑锅。
礼部的官员忙忙碌碌着,张罗着乘舆法物,准备前往梧州迎接桂王。
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个小人物登场了。
这个人是个太监,姓卢,名九德,外号“胎里红”。
“胎里红”曾在宫中伺候过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和朱常洵父子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时候在凤阳担任守备太监,是马士英的亲密同事。
从感情上出发,“胎里红”是希望故主之子能登上帝位的,从马士英口中,他得知朱由崧面临落选的危险,便四下奔走,串联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总兵共同拥戴朱由崧。
宋、明两朝奉行的都是“以文制武”的文臣督兵政策,武将的地位极低,“立储”、“定策”这类大事,武将通常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土木堡事变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大明皇帝被瓦剌人劫持,形势万分危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是全由于谦、胡濙等文臣做主,武将只能靠边站。
正德帝病死,无子无弟,拥戴嘉靖帝朱厚熜登上帝位的,同样是杨廷和等一干文臣出的主意,根本没有武将说话的机会。
现在,这三个武官承“胎里红”看得起,高兴之余,不免有些飘飘然。同时,也贪立“定策大功”,就鸡啄米一样点头同意“胎里红”的邀请,振臂高呼拥立福王。
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高、黄、刘三人已经抱成团,一致协谋拥戴福王,叫苦不迭。
事已至此,如果还一味遵守和史可法达成的“浦口协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被军队架空。
向来以机变著称的马士英没有太多犹豫,迅速地加入了“拥福”行列。
史可法哪里知道马士英的变化如此之快,为了彰显自己迎立桂王的凛然正气,还煞有介事地把姜曰广等人所总结出来的“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项不可立福王为帝的理由写在信里,寄给马士英。
马士英将史可法这封信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在他看来,一旦福王得登大宝,这封信将是以后要挟史可法的最佳法宝。
接着,马士英也提笔写了一封信。
不过,他这信不是写给史可法的,而是写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
在信中,他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前文说过,韩赞周是崇祯专门钦点派到南京监军的大太监,是南京三大实权人物之一。接到了马士英的信,不敢怠慢,立刻遍邀南京各大臣到自己家中商议对策。
众人读了马士英的信,莫不震响失色。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现在,福王已经得到了三镇总兵的支持,大家还能有什么选择?
大家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匆匆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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