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答复说:
“不可以,人力改良的,应该归出力人所享有。”
阎锡山内心的疑问,得到了完满的答复,他欣欣然地起立告辞。事后他说:
“这一席谈话,历时三十分钟,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钟谈话里,中山先生频频地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回想,尤觉敬服不置呢!”
关于革命进行的程序,在东京的同盟会骨干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最后确定了“南响北应”的总策略。
据阎锡山1945年1月15日在总理诞辰讲话时回忆:
最初讨论革命进行的程序,经多次的研究,因种种的关系,将革命程序分为两部:一为江南,一为江北,也就是江南发动,江北响应。因为江北离北京近,发动起来易遭扑灭,所以决定由江南发动,其理由有三:一是距北京远,清军南下不易;二是由海口输运军需品及得到外人协助比较容易;三是江南的革命潮高,发动后易于感召。
这个程序决定之后,各省的任务也就因此有了区别。山西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要出兵石家庄断清军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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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默察社会
阎锡山熟能成诵的《诗经》即中国最早的诗歌集中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语。意即其他山上的石头同样可以用做琢磨玉器之砺,引申为把别人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考察、分析,就可为本人所借鉴。但是,清王朝统治中国260余年,中后期一直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丝毫不理会别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倒是东洋的日本民族在借鉴别国方面颇具成功经验。早在日本古代奈良、平安时代,他们就大量吸收中国隋唐时期的各种制度和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大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仅仅三十多年时间就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日本人学西方成功了,这对中国无疑产生相当的震动。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振兴自己的祖国。所以,二十世纪初,中国有志于救国的人们,掀起的负笈东航的热潮,不外是在思考中国究竟该不该向日本学习和向日本学习什么的问题,以探讨日本维新之要和强国之道。当然,对这些问题,中国不同的阶层,从其不同的立场出发,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阎锡山是主张向日本学习的。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默默进行了细微的观察,深觉日本全国正弥漫着一片振兴气氛,比如日本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日本人热心助人和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等。日本的这些进步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晚年仍追忆历历。他说:
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
阎锡山是学军事的。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更使他感动。他追记说: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阎锡山很赞成日本的富国尚武之道,但并不赞成日本推行的武士道精神。他考虑问题总是“执两用中”,他一向认为:“中的人道是依据中处理人道。中是什么,是不偏,不过,不不及。不偏是部位的定点,不过、不不及是程度的定点。中的本质是个一,但不是单纯的一,是二而一。二而一,不是二的哪一边,是二的平衡。无二即无一,二不平衡也不是一,一才是中。”并认为“人事的施为,皆是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所谓中的人道即是凡所施为均须适合不偏、不过、不不及的中”。 按照他的这一理论,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武士道精神持批评态度,认为日本尚武太过份,也难免不遭失败。他在《早年*》中说: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阎锡山对日本总的印象是好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日本对军人的敬重和全社会的尚武精神,更使他羡慕万分。但是他并不欣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它不符合“中”的施为,势必要遭到失败。
二、青年习武 佯病济助日人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同情者和赞助者。其中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就赞助颇力。同盟会会员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他们抨击政府的活动也多加支持。阎锡山认识一位社会党人,叫大杉岩。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大杉岩因政治问题被日本政府关入监狱,其夫人及其同党向阎锡山求助。阎当时的经费也并不宽裕,但出于革命情感,仍答应设法相助。那么,如何弄钱?阎苦思了若干天,后终于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妙法。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旅日留学生,一旦滋病,可向驻日领事馆领取日金五元的医疗费。于是阎锡山便和一位也是社会党人的德国医学博士商好,佯装患病,经由他诊断,允准住院治疗实际没有的疾病。那时,日本的医院只顾经济效益,并不注意病人的病情,阎在一家医院一连蒙混住了6个月,一边看“病”,一边研读军事操典,将在领事馆所领到的医疗费除支住院费外,约剩900日元,如数捐赠给大杉岩的夫人,用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阎锡山这一义举在留日学生中,知者并不很多,当时只有和他特别亲近的赵戴文等几人知晓。
阎锡山和赵戴文是同乡,是到日本后才认识的。赵戴文,五台县东冶镇人,当时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在东京山西同乡会上,两人一见如故,谈论投机,遂成好友。阎先于赵参加同盟会,又介绍赵参加同盟会,赵入会的主盟人是同盟会执行部内务长朱炳麟。赵戴文入会后,更成为阎锡山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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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回省发动革命
1906年6月阎锡山在振武学校结业后,决定秋季入日本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赵戴文也已毕业。那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商讨改订中国同盟会新章程,阎锡山又几次拜谒孙先生。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民风顿塞,急需做好革命的发动工作,于是便派阎锡山利用入伍实习前的几个月,和赵戴文回省做发动革命工作。
阎锡山偕赵戴文收拾停当,立即启程。启程时他们随身各携带炸弹一枚,以备发动起义时用。到了上海港口,因为知道海关检查很严,阎锡山便把赵戴文所携带的炸弹也要过来,并对赵说:“如果被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赵戴文说:“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如何?”阎说:“站在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会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到了海关,果然海关人员对站在前列的人检查得没有后列的人那样细密,他们二人得以顺利过关。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阎锡山的机智和勇敢,以后他多次引以为豪地和人说起。一过海关,他就曾以教导的口气,对赵戴文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
阎锡山和赵戴文从上海溯江到了汉口,在一家旅馆中住下。在房间的墙壁上阎看见写着:“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的两行联语,心想这两句话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要不然,就不会有这种感想。并将如此想法告诉赵戴文。赵也有同感。那么,这两句话到底是不是革命党人所题?很难证实,也许真是,也许题者无意,阅者有心。
回到山西后,阎在河边村住了5天,看望了阔别二年的亲人和乡族,就和赵戴文到五台周围各县和雁门关内外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和僧侣宣传革命,鼓吹反清,历时近三个月。
这次回省布置革命,对阎锡山和赵戴文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通过接触群众,了解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发动政治革命决不是仅凭几句政治口号就能了事的,更不是只靠课堂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这些认识对阎锡山以后重视运动军队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906年秋,阎锡山按时返回日本,进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总计1年。在实习期间,他潜心研究自认为将来对革命很有用场的近代兵书,并在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两本军事教义,一本是注重改善军队编制的《革命军操典》;一本是侧重夜战的《革命军战法》。这两本书虽说只是手稿,当时不可能付梓出版,对士官学校师生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阎锡山自认为很有实用价值,并很想将此付诸实施。
正好在他实习的后期,即1907年春,广东钦州三那地方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群众队伍曾一度攻入钦州城。阎锡山从上海报纸刊载的消息中得知后,非常兴奋,很想回国参加,因为那时他所编的《革命军战法》已经脱稿,思图借此机会参加革命行动,将《革命军战法》付诸实践,为此他便向联队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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