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由他的第一号智囊徐树铮,策动了一次天津督军会议,决定对西南用兵。
兵分两路,第一路以直隶督军曹锟为主帅;第二路山东督军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
张宗昌亦在第二路战争序列中,番号是暂编陆军第一师的师长。
那知张怀芝很不中用,在湘东为湘军赵恒惕所部,联合桂军,杀得大败;张宗昌领兵遁入赣南。
江西督军陈光远是冯国璋的嫡系,与段祺瑞处在对立的地位;毫不客气地命他的胞弟陈光达,截住张宗昌的部队,包围缴械。
张宗昌只身回到北京,而冯国璋已经任满下台;他的唯一靠山也靠不住了。
不过张宗昌亦非全无收获,第一是到陆军部清算军饷,领到了廿几万元的现款;第二是结识了一个朋友,陆大出身的许琨,颇为投缘;此人在曹锟的军官教育团中当教官,愿意介绍张宗昌投靠曹锟。
其时曹锟的官衔是直鲁豫巡间使,由于形同儿戏的三天直皖战争,段祺瑞搞得灰头土脸,而直系声威大振,曹锟俨如北洋军阀的领袖,在保定盖了一座大花园,题名“光园”,据说是因仰慕戚继光而命名。这年在光园做寿,贺客云集,寿礼摆满了数座厅堂,其中最出色的是一堂赤金打造的“八仙”,即是张宗昌所送的。
由于这份重礼,加上许琨的活动,曹锟愿从段祺瑞的“边防军”投降以后,缴获的军械中,拨给张宗昌一部分,让他成立一个师。但有枪无人,迟迟未领;事为吴佩孚所知,坚决反对。
原来,吴佩孚籍隶山东蓬莱,与张宗昌算是小同乡,深知其少年无赖,又因为张宗昌的亲娘,改嫁的是个吹鼓手,如此寒微的家世,秀才出身,以儒将自命、关公自期的吴佩孚,耻与为伍。因为如此,曹锟想给张宗昌任何名义,皆以吴佩孚的作梗而不成。
见此光景,许琨觉得很对不起张宗昌,“效坤,”他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奉军自从败给直军后,张老帅发誓报仇,正在招兵买马,咱们不如出关;将来跟奉军回来,打吴子玉这个龟孙!”
于是相偕到了天津,果然气象不凡;张作霖整军经武,真可说是规模宏远,可是张作霖虽有意延揽张宗昌,却作不得主。
原来,奉军分为新旧两派。
旧派的主要人物,也是当初帮张作霖打天下的一班好汉,包括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人。
新派奉“少帅”张学良为领袖。但“老帅”所最信任的的是杨宇霆,此人是沈阳附近的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八期出身,为人精明强干,自从继张作相为奉军统帅部的总参议后、吸收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戢翼翘、臧式毅、于国翰、邢士廉等等这一班来自日本士官、保定军校,或者曾经留学的少壮人物,构成了新派。
前一年的直奉战争,旧派部队,溃不成军;新派则虽败未溃,尤其是直军乘胜追击,气势如虹,亏得新派中的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石门塞,浴血苦战,全团伤亡极重,团长阵亡,终于使得奉军稳住阵脚。
这一场战役下来,不独张作霖认为要报仇雪耻,非倚重新派不可;即令旧派,亦不能不服新派甘愿接受指导。
新派获得张作霖的充分授权,负责重建奉军,特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名义上由孙烈臣担任统监,但负实际责任的是三个人:副监姜登选、参谋长张学良,以及张学良的灵魂郭松龄。
郭松龄字茂辰,沈阳东乡人,陆大出身,先在奉天督军署当参谋,由于跟杨宇霆意见不合而引去;民国八年复回奉天,在东三省讲武堂担任战术教官。学生中有一个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的第二团团长就是张学良。
年方二十岁的张学良,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听了郭松龄的课,倾倒备至;同时,郭松龄处事认真负责,讲求纪律,一丝不苟的态度,在看惯了凡事只凭老帅一句话,只以老帅的喜恶为转移的杨宇霆等人的张学良眼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因而结成亦师亦友的僚属的深厚关系。及至张学良在讲武堂毕业后,升任卫队旅旅长,即以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
民国九年奉军第二次扩编,卫队旅改为第三混成旅。人事依旧。
第二年五月张作霖兼蒙疆经略使,计划征蒙,东三省藉机作第三次扩编,成立第八、第九、第十、三个混成旅,郭松龄一跃而为第八旅旅长。
但实际上,郭松龄等于两个旅长,张学良的第三旅,不管是训练还是作战,都由郭松龄负责,一奉军将两旅合并称呼,谓之“三、八旅”。
张、郭两人同榻而眠、同桌而食;及至成立陆军整理处,张学良的参谋长,实际上由郭松龄代理,一切编制、训练的章则,皆出自郭松龄手订。
既然原有的新旧军队,尚在整理淘汰之中,当然无法平空给张宗昌一个番号;不过,张作霖是很重义气的人,张宗昌穷途来归,竟无可位置,自然于心不安,好不容易才想办法给他编了一个营的宪兵,归宪兵司令陈兴亚指挥。
张宗昌已当过师长,如今连降三级只带一营人,自感委屈,但亦无法,只好苦守待机。
机会终于来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到了天津,为张作霖撵走的前任吉林督军孟思远去看他,希望吴佩孚帮助他恢复原有的职位。吴佩孚回答他说:
“要当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
孟思远有个外甥叫高士傧,本是吉林军的师长,此时自告奋勇,愿意取道海参崴,到黑龙江绥芬河去策动他的旧部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起事。
卢永贵果然为他说动了,当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时,宣布独立,通电推举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具体的行动是带领所部两千人,又吸收了两股“红胡子”,将中东路“五站”的驻军,包围缴械,由绥芬乘火车向西,打算一鼓作气冲到哈尔滨。
其时,张作霖正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指挥作战,得报有此不测之变,一时无兵可派,不由得想起了驻札在哈尔滨的张宗昌,他说:
“张效坤花了我好几十万大洋,叫他去打高士傧、卢永贵。”同时透过关东军的关系,为张宗昌补充了一批军械。
张宗昌深知这是一次立功的机会,所以行动非常迅速;到得五站地方,打听到卢永贵的部下以及他所吸收的“红胡子”中,有许多是当年在一起筑路的工人,而且都是乡亲,因而找了几个有交情的来,豪赌畅饮,欢然道故,一夕之间,瓦解了卢永贵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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