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十年暂时当作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一九七六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三十五岁、乃至逼近五十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十”。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一九八二年却已经整整十六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著。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著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著、活动著。
话说姚向东穿著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著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六十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著“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著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著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著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著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著,突然一个小夥子骑著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盖”、“盖了”、“盖帽”、“盖了帽啦”,都是了不起的意思。),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茄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到一九八二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著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著考上大学。象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著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著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著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乾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Em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著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著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Em纶棉的穿著不是一样暖和?干嘛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著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著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茄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稚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著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Em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著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著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著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嚷著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著穿。”说著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著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一九八二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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