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著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登”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著:“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作“他詹姨”的,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糊的气味,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著头,甩著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元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唬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
“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辣椒末、洒一点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楞。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唬唬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著锅边,提醒著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著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管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
“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各”,不象一般人那么正常,称为“各”。)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元詹姨光彩。
“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唬唬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象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著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象一九七七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著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象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沈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
“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著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著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物件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著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里有条青虫,严辞批评了食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莱,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出去完事,强辞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食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口,对那位元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点,可你们食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子吞进肚子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子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著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象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著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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