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定形象代言人之后,对于《孟子》的注解,袁树着重把【虞舜是致良知之始祖】的概念贯穿始终。
但凡是涉及到虞舜的篇章内容,都要在注解中留下致良知的概念,以此褒奖虞舜,推崇虞舜。
而要论证一个道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有推崇的成功者,也要有个反面教材。
那么这个反面教材是谁呢?
现成的。
梁惠王。
孟子对虞舜是真爱,对梁惠王就是真恨了。
他把梁惠王是从头批判到脚,一点情面都不留,所以袁树感觉孟子对梁惠王肯定是有偏见,梁惠王和孟子之间一定有很多的争论和不愉快的经历,使得孟子久久记恨于梁惠王。
孟子全篇对梁惠王的评价很低,与梁惠王的谈话中,处处着重批判了梁惠王逐利轻义之举。
而在袁树看来这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人家国君担心秦国、楚国和齐国的三重压迫,你却只说魏国本身而不提其余三国,搞得和魏国之所以被攻打全都是自己的错一样,这种受害者有错论放在当时实在是不合时宜。
所以在注解关于梁惠王的篇章时,袁树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魔改,将孟子的意思从单纯吹捧仁义魔改为希望梁惠王执行【致良知】的策略。
孟子说只要实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百姓即使用木棍都能打赢秦国和楚国的强兵。
袁树对此注解为孟子是在打比方,着重讲述致良知的重要性,把仁政贯彻下去。
百姓得到了富足,自然会保卫自己的财产,这个时候秦国和楚国派兵来进攻,百姓和国君就站在了统一战线上,百姓自然会奋起抗击秦、楚。
以此为突破点,将孟子一大通仁义道理的宣扬全部魔改为对致良知的宣扬,对梁惠王的批判也主要集中在梁惠王只是听却并不行动起来这一点上。
由此,就能得出梁惠王的失败在于他只是知道良知,却不去做。
不做,等于不知。
不知,自然什么都办不到。
最后当然会失败。
袁树把梁惠王和虞舜做了对比,用致良知的虞舜降维吊打不致良知的梁惠王,在顺应孟子批判梁惠王、褒奖虞舜的基调之上,硬生生把“致良知”的概念掺了进去。
由此实现了自己的魔改,成就了知行合一对知而不行的全面胜利。
这是一方面的。
另一方面,对于孟子的一些民本思想、仁政思想,袁树也不会刻意曲解。
好东西那就留下来,原原本本老老实实的注解,讲究盛世仁政之道,告诫君主不能肆意妄为,否则必将遭遇灾祸。
比如【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一段,袁树就进行了本源的注解——
【孟子言诸侯三宝乃国土、国民和政务,非金银珠玉,若以金银珠玉为宝,必反噬其身,诸侯如此,天子亦然,天子若以金银珠玉为宝,不施仁政,必遭灾祸。】
这一类单纯讲究君主应该简朴度日、勤政爱民的绝对政治正确的篇章,袁树就顺应本意进行注解,最多加上一些自己的看法。
而对于这一次的注解行动,袁树更加注重另一件事。
就是使用标点符号对全文进行标识。
逗号句号惊叹号在什么地方使用,他都进行了标识。
在注解之中,他首先进行了标点符号的解释,表示他觉得古人文章因为句读断句难度太大而多有争议,所以他想要让这些争议停止,遂创立各种标点符号用于断句,取代句读,让士子读书更加简单。
《孟子》全文三万多字,字数不算多,从“致良知”的政治角度出发进行注解,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加上袁树有句读的功底和标点符号的认知,注解起来难度不大。
不过当他把自己已经注解过的一部分文章拿给马融看的时候,却得到了马融的告诫。
马融认为袁树注解《孟子》不是大事,但是他使用的标点符号之类的操作却有可能引起有心之人的注意,从而给袁树带去一定的威胁。
“十四家法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门派见解,我观此符号可广泛运用于书本,如若这般,恐怕有心之人会对你有所攻讦,你要小心啊。”
对于马融的告诫,袁树表示自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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