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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1页)

就像中国文化中的很多领域一样,唐代一过,气象大减。这在书法领域,尤其明显。

书法家当然还会层出不穷,而且往往是,书运越衰,书家越多。这是因为,文化之衰,首先表现为巨匠寥落,因此也就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向往、失去了等级、失去了裁断,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猴子总比老虎活跃得多、热闹得多。也许老虎还在,却在一片猿啼声中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时间一长,自信渐失,虎威全无。

我的文化史观,向来反对“历史平均主义”。“历史平均主义”在现代,也可以称为“教科书主义”,即为了课程分量的月月均衡,年年均衡、总是章章节节等时等量,匀速推进。这种做法,必然会把巨峰削矮、大川填平,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片平庸的原野,令人疲惫和困顿。

我之所重,在文脉、文气、文势。这些似乎无可名状的东西,是文化的灵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的灵魂史,在唐代已可终结。以后会有一些余绪,也可能风行一时,但在整体气象上与唐代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因此,请原谅本文由此走向简约。

宋代书法,习称“苏、黄、米、蔡”四家。

苏东坡,我衷心喜爱的文化天才,居然在书法上也留下了《寒食帖》。在行书领域,这是继《兰亭序》、《祭侄稿》之后的又一杰作。我知道历来有很多人不同意,认为苏东坡只是以响亮的文学之名“兼占”了书法之名。明代的董其昌甚至嘲笑苏东坡连用墨都秾丽得像是“墨猪”。但是,我还是高度评价《寒食帖》,因为它表现了一种倔犟中的丰腴、大气中的天真。笔墨随着心绪而偏正自如、错落有致,看得出,这是在一种十分随意的状态下快速完成的。正因为随意而快速,我们也就真实地看到了一种小手卷中的大笔墨、大人格。因此,说它“天下行书第三”,我也不反对。

然而,我却不认为苏东坡在书法上建立了一种完整的“苏体”。《寒食帖》中的笔触、结构,全是才气流泻所致,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分拆开来,会因气失而形单。所以,苏字离气不立。历来学苏字之人,如不得气,鲜有成就。其实,即使苏东坡自己,他的《治平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与谢民师论文帖》,也都显得比较一般。

这就是文化大才与专业书家的区别了。专业书家不管何时何地,笔下比较均衡,起落不大;而文化大家则凭才气驰骋,高低险夷,任由天机。

黄庭坚也就是黄山谷,曾被人称“苏门学士”之一,算是苏东坡的学生了。有人把他列为宋代第一书法家,例如康有为就说:“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

这里就可以看出康有为常犯的毛病了。评黄庭坚为宋书之最,不失为一种见解,但说他的字“变化无端”、“神韵绝俗”,显然夸张。

黄庭坚认为《兰亭》有“宽绰有余之风韵”,所以自己的字也从“宽绰”上发展,一般以欹侧取势,长笔四展,撇捺拖出。这种风格,可以赞之为“恣逸舒展”,却未免锋芒袒露,笔画见俗,又雷同过多。因此,康有为说他“变化无端”,我却认为他“变化太少”;康有为说他“神韵绝俗”,我却认为他“拖笔见俗”。他的这种写法本也可以,但与《兰亭》三昧,颇有距离。

他的行书,较有代表性的是《松风阁诗卷》。相比之下,他的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卷》和《诸上座帖》更好一些。因为有了较大变化,不再像行书那样拖手拖脚。但是,他的草书与唐代的张旭、怀素还是远不能比。原因是中气不足,通篇笔墨并非自然贯注,而有刻意铺排的表演感。酒神不见了,只见调酒师。

他自称草书得气于怀素的《自叙帖》。有一次他在几个朋友前执笔挥毫,受到称赞,但其中一位朋友客气地批评说:“你如果能够真的见到怀素《自叙帖》真迹,一定更有所得。”黄庭坚一听心里不痛快,但后来果然见到了《自叙帖》,“纵观不已,顿觉超异”,才知道当初那位朋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虽然有了这次心理转折,但我们还是没有在他以后的草书中看到太多怀素的风貌。明代画家沈周把他也奉为“草圣”,那就失去分寸了。哪有那么多“圣”?

在宋代,真正把书法写好了的是米芾。书界所说的“米南宫”、“米襄阳”、“米元章”、“米颠”、“米痴”,都是他。

少有这样一位书法家,把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全都认认真真地学了一遍,而且都学得相当熟练。然后,所有的“古法”全都成了自己的手法,刷、刷、刷地书写出来。那些笔法都很眼熟,但又无法确定是谁的“古法”,它们被交相取用,又被交相破格,成就了一个全能而又峭拔的他。

我本人在学书法过程中,曾从米芾那里获得过不少跳荡的愉悦感、多变的丰裕感、灵动的造型感。但在趋近多年后才发现,他所展现的,更多的是书法之“术”,而不是书法之“道”,因此反而又倒逆到他的源头上去了。

不错,在正峰、侧峰、藏峰、露峰的自然流转上,在正反偏侧、长短粗细的迅捷调度上,米芾简直无与伦比。但是时间一久,我们就像面对一个出神入化的工艺奇才,而不是面对一种出自肺腑的生命文化。

米芾对自己摹习长久的唐代书法前辈有相当严厉的批评,例如说欧阳询“寒俭无精神”,说虞世南“神宇虽清,而体气疲苶”,等等,这当然是后代的权力。他认为唐代的毛病是过于遵“法”,因此他要用晋代之“韵”来攻,这倒很有见地。遗憾的是,他在晋“韵”、唐“法”之后,又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宋“意”,却有点不知所云了。他的“意”包括意趣、色调、气骨、精神等等,范围很大,内容很泛,交叠很多,如果把这一切都一起打包,命名为宋“意”,与晋“韵”、唐“法”相提并论,在理论上实在有点混乱,而且对晋、唐也失之片面。

实践家一玩理论,常常会陷入这种云遮雾罩的谷地。如果理论家再跟着闹,那就更混乱了。

米芾的书法,多为行草。我最喜欢的,一是《蜀素帖》,二是《苕溪诗卷》。此外,《多景楼帖》、《研山铭》也不错。

宋四家最后一位是蔡襄。但也有人说,他应该排在第一位。苏东坡本人也这么说过,有自谦之嫌,姑且不论;而明代学者盛时泰的看法更有一种鸟瞰式的比较:

宋世称能书者,四家独盛。然四家之中,苏蕴藉,黄流丽,米峭拔,皆令人敛衽,而蔡公又独以深厚居其上。

(《苍润轩碑跋》)

可以相信蔡襄是“深厚”的,晋、唐皆通,行、草并善,而且也体现了自己的特色。但是,文化大河需要的,是流动,是波浪,是潮声,是曲折,是晨曦晚霞中的飞雁和归舟,是风雨交加时的呐喊和搏斗,而不是仅仅在何处有一个河床最深的静潭。

蔡襄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自己的生命强光。看他的书法,可以点头,却不会惊叹。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文化史上所在多有。因此,我还是把他放在宋书第四位。

蔡襄的字帖中,他自己得意的《山居帖》我评价不高。倒是《别已经年帖》和《离都帖》,都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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