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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骆秉章盯着他的脸，审视了半天，不明白曾国藩的用意。曾国藩只好说出自己的算盘：“我想离开长沙去衡州为江忠源练兵，长沙太闹，衡州很静，正是练兵的好地方。”

骆秉章眼里放光，同僚深情油然而生，他紧紧握住曾国藩的手，激动得要落泪：“好啊，你去衡州，就是一万人反对，我和省城的官员们也要帮你完成这个愿望！”

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骆秉章又忧虑起来：“曾大人是帮办巡抚组织团练，没了我这个巡抚，您这团练大臣就什么都不是，此去衡州，我不跟去，皇上那里不好交待吧。”

曾国藩早就把这个皇帝这个“物”格出来了：“这好办，我已向皇上提了湖南衡州、永州、郴州等地匪徒滋生，准备为皇上分忧，倘若皇上同意，我马上去坐镇衡州，就近便宜行事。”

骆秉章很欢乐：“我看行，你这几天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绝对义不容辞。”

曾国藩苦笑。几天后，咸丰的圣旨来了，允准他移团练到衡州，解决匪患。曾国藩多日来终于笑逐颜开，去告诉骆秉章这个消息。在去巡抚衙门的路上，他看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像是准备庆祝节日。随便拦住一路人问原因。路人满面笑容地告诉他，“曾屠夫要走了，这比过大年还值得庆贺。”

曾国藩长叹一声道：“百姓愚昧，不知我心啊。”

百姓愚昧，官员更愚昧，他走到巡抚衙门口时，看见巡抚衙门也在披红挂绿。骆秉章和一群官员正在衙门里谈笑风生，一见到满脸苦大仇深的曾国藩，纷纷站起来向他问候。

曾国藩知道，这是带着浓厚情感的欢送会。骆秉章兴奋地说：“皇上的圣旨我们已知晓，曾大人很能干，希望到衡州后继续发光发热，拯救众生。”

曾国藩赔着笑，骆秉章有点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候走？”

曾国藩感觉到了，如果他回答，现在就走，骆秉章和那些官员非抱着他的头亲几口不可。为了不扫这些人的兴，他只好把去衡州的日子提前：“明天一早就走。”

官员们小声“嘘”起来，曾国藩讪讪地笑了一回，灰溜溜出了巡抚衙门。转过墙角，他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喘着粗气道：“和血吞，和血吞！”

1853年9月最后一天，曾国藩和他的“大团”在长沙城鞭炮齐鸣中黯然地离开，它留给长沙城一个火药味十足的背影。

去衡州的路上，曾国藩绕道老家湘乡看望家人。曾麟书对儿子在长沙的行径早已耳闻，不禁愁肠百结，这位老人眼睛通红地叹道：“我的儿啊，你是活生生被长沙赶出来的啊。”

曾国藩虽心知肚明，嘴上却不承认：“老爹这话差矣，我是去衡州练兵，我要练出一支比八旗、绿营强悍一百倍的部队，我要平定长毛贼乱，还天下太平。”

曾麟书流下泪水：“你该把绿营兵枪击你的事说给皇上听啊，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曾国藩握住老爹干枯的双手，加重了语气：“打脱牙，和血吞。埋头苦干必有扬眉吐气之日。”

曾麟书非常赞赏儿子这种性格，再看到儿子脸上坚毅的表情，心情已平和。曾国藩此时也感觉到兴奋，突然畅想起美好前景，可当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来到衡州后，立即蔫了。

衡州政府官员早就接到省政府的口头警告：曾国藩这厮被我们赶到你们衡州，你们如果有能力也可照葫芦画瓢，倘若没有能力，也不可帮他。

衡州政府谨遵上级教诲，所以曾国藩到衡州后，发现自己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去找衡州政府，衡州政府摊开双手，还耸耸肩说：“我们就这条件，有时候连政府部门都要去庙里办公。您自己想办法吧。”

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办法很快就有了。有一富户人家特别担心土匪来抢劫，见到曾国藩到来，喜出望外，所以把自家的祠堂借给曾国藩当办公室。

解决了办公场所，下面的问题就不请自来：这是个什么部门呢？倘若有信件往来，他的地址总不至于写“××家祠堂”收吧。

曾国藩琢磨好久，才把一面“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挂了出去。可才挂上，他意识到不对，马上又摘了。这个牌子太张扬，而且和他的职权也不符，他在湖南是帮办，不是统辖。他又开始琢磨，想到了当初在长沙设置的审案局，这是个在湖南臭名昭著的部门，可此时没有办法，只好再把它请出来。

办公场所和牌子都有了，更大的难题马上摆在他面前，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人的难题，它的名字叫“钱”。

曾国藩到衡州建军队，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不可能从政府那里拿到钱。他又没有点石成金的法力，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众筹。也就是劝那些富绅捐款，当然，不可能白捐。曾国藩允诺会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还有省政府给的大奖状。第一个被“众筹”的自然是曾国藩办公场所——祠堂的主人，主人很不情愿。他说，我已把祠堂免费让你们办公，这也算捐款啊。况且，你们从我这里拿了钱，将来是否真能保护我们，还是未知的。

这是大多数富绅的想法，所以众筹失败。曾国藩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强行众筹，派兵到各个富绅家里，如果拿不到钱，就捉人。由于很多人都闻“审案局”而丧胆，所以咬牙捐出了一些。

虽然如此，曾国藩的众筹之路走得仍不顺畅，他唉声叹气地对同事们说：“众筹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仅得毫毛。”

不过他毫不气馁，一方面强行众筹，一方面四处宣传。天下事都有例外，有人就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曾国藩捐一笔让他目瞪口呆的军费。此人叫杨江，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的孙子。他让人扛着两万两白银来找曾国藩，指着银子说：“你收下，条件只有一个，把我爷爷列入祀乡贤祠。”

曾国藩被银子发出的光芒刺痛了眼，乐不可支地答应了杨江的请求。但他没想到这么点小事办起来却相当困难，咸丰皇帝得知他的请求后，马上严厉地回信道：“杨健这厮曾受过处分，其官声、政绩都不配入祀乡贤祠。名位乃国家重器，你怎么就把它当成尿壶随便予人？我看你是袒护同乡，私欲茂盛，可恶至极。降你一级！”

曾国藩大为郁闷，不是郁闷被降职，这是无关痛痒的处罚，他郁闷的是，怎么为理想做点事，就这么难。

幸好苍天垂青他，在他两手都硬的情况下，军费方面虽捉襟见肘，他也勉强把军队的架子搭了起来。可架子搭起来，里面要填充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他要建立的这支新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没有成熟的答案。

他当初建立的“大团”，只是在训练上改弦更张，实质上，“大团”仍是民兵部队。曾国藩是个善于分析归纳的人，这种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从现存的事物中发现不足，并反向推理，从而得出自己的创见。

清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指的是八旗（满人部队）和绿营（汉人部队），八旗有二十五万人，绿营有六十四万人。八旗和绿营是父子相承，世代为业。正是因为有铁饭碗，再加上国家承平日久，所以这两支部队已不能打架。“勇”是国家临时招募的特种作战部队，称为官勇，有事时招募，无事时遣散。

我们常常在关于清朝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士兵的后背有“兵”和“勇”的字符，指的就是这两种军队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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