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样的时候:卡车、小汽车和汽油车动辄被地雷炸掉,使无家可归的人都不敢走公路和土路,他们只好推着手车费力地走村道或是干脆在草原上走。
南方马特维叶夫岗和新沙赫京斯克之间的公路上发生重大事故的传说还没有消散,北方旧别利斯克和别洛沃德斯克之间有整个汽油车队出事的新的传说又接踵而来。
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主要公路上的克烈片卡河上的钢骨水泥桥,突然被炸得飞到半空。甚至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桥梁坐落在大居民点鲍柯沃-普拉托沃,并且有德国兵严密防守。过了几天,沃罗涅什——罗斯托夫干线上的卡缅斯克附近的铁路大桥也倒坍在河里了。这座桥由一排配备着四挺重机枪的德国自动枪手守卫着,桥被炸毁时的爆炸声十分强烈,在夜里竟轰隆隆地传到了克拉斯诺顿。
奥列格猜测,这次爆炸大概是克拉斯诺顿和卡缅斯克两处地下党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这样猜测,是因为在发生爆炸的两星期前,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又代表刘季柯夫向他要一个联络员派往卡缅斯克方面去。
奥列格选中了奥丽雅-伊凡卓娃。
在两个星期里面,奥丽雅一次也没有在“青年近卫军”的活动圈子里露过面。虽然奥列格从妮娜那里知道,奥丽雅回过克拉斯诺顿几次,又走了。在这次著名的爆炸事件发生后两天,奥丽雅才重新在奥列格家里出现,又来谦逊地执行她的“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的日常职务。奥列格懂得,什么也不能向她打听,可是有时他发现自己在好奇地、很感兴趣地望着她的脸。但是她仿佛并没有觉察,照旧是那样平静、沉着、很少说话。她那线条有力而不端正的脸上没有表情,极少露出笑容,好像是天生为了保密似的。
到这时候,已经有“青年近卫军”三个固定的战斗小组,在本区的各条大路上和远远超出本区的范围以外活动。
一个小组在克拉斯诺顿和卡缅斯克之间的大路上,它主要是袭击德国军官乘坐的小汽车。领导这个小组的是维克多-彼得罗夫。
第二个小组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到李哈雅的各条大路上,它袭击汽油车:消灭司机和警卫队,把汽油倒在地里。领导这个小组的是从俘虏营里被救出来的红军少尉任尼亚-莫什柯夫。
第三个小组是谢辽萨-邱列宁的小组,它到处活动。它拦截载运武器、粮食和军服的德军卡车,追杀失散和掉队的德国兵士,——甚至在城里追杀他们。
各小组的战斗员常常集合起来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再一个个地散开;各人在草原上都有一定的地点埋藏自己的武器。
自从莫什柯夫在俘虏营里被救出来以后,“青年近卫军”又多了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
经过那番磨难之后,莫什柯夫身体又复原了,他强壮结实,像一棵小橡树,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摇摇摆摆,脖子上围着一条毛线织的围巾,使他显得非常胖。他脚上穿的皮靴和套鞋都是在他们消灭谢维烈夫卡庄的“警察派出所”时打死的一个和他身材相仿的“警察”脚下剥下来的。看样子他好像脾气很大,其实心地非常善良。在军队里待过,特别是在前线入党以后,他就养成了坚毅的津神和自觉的纪律性。
凭着他的钳工专长,他也进了第十办事处所属工厂的机械车间,并且依照刘季柯夫的建议,被委任为“青年近卫军”总部的委员。
虽然“青年近卫军”已经有了几次辉煌的战绩,但是没有丝毫的迹象显示出这个组织的存在使德国人感到不安。
好像肉眼不能察觉的地下水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大小河川一样,“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也是不为人察觉地注入了千百万人的隐蔽得很深的、广泛的运动,——这些人都力求赶快恢复他们在德国人到来以前所处的那种合乎自然的地位。所以在这无数次反对德国人的大小行动与事件里,德国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出“青年近卫军”的特别的迹象。
战线现在已经移得很远,驻扎在克拉斯诺顿的德国兵竟觉得这个城市几乎像是德国的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了。要不是大路上的游击队活动,这里的“新秩序”似乎已经永远确立下来。
东西南北各处的战线全都寂静下来,好像在倾听伟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炮声。在九月以及后来在十月的关于斯大林格勒地区和莫兹多克地区的每日战报里,已经有着一种非常习惯和固定的东西,使人觉得情况要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从东方经过克拉斯诺顿被赶往西方的俘虏的洪流完全停止了。但是由西向东的德国的和罗马尼亚的军队、辎重车、大炮和坦克却络绎不绝;它们一去就不再回来,而新的军队还是源源不断地开过去,克拉斯诺顿也经常日夜不断有德国官兵和罗马尼亚官兵逗留,这也使人觉得,这种情况要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在柯里亚舅舅和柯舍沃伊两家的房子里,同时有一个德国军官——受伤休假后重返前线的“飞行好手”——和一个带着勤务兵的罗马尼亚军官住了几天。勤务兵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会说俄语,碰到什么就偷什么,一直偷到大蒜头和家庭照片的镜框。
罗马尼亚军官是个小矮个儿,留着两撇乌黑的小胡子,两只小眼睛鼓出来,动作非常灵活,连鼻尖都经常在动,他穿一身浅绿军服,打着领带,佩着有金穗带的肩章。他住在柯里亚舅舅的小房间里,但是整天不在家,换了便服满城乱串,调查矿井、机关和军队的情况。
“你的主人怎么穿便服?”柯里亚舅舅问勤务兵,他跟那个勤务兵几乎已经有了交情。
快活的勤务兵鼓起腮帮子,用巴掌朝腮帮子上一拍,像杂技团小丑那样噗的一声喷出一口气,非常亲切地说:“他是个间谍!……”
在这次谈话之后,柯里亚舅舅就再也找不到他的烟斗了。
那个德国”飞行好手”把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挤到外婆那里,把奥列格挤到柴房里,自己住在大房间里。这是一个皮肤白皙、眼睛通红的大汉,身上挂满因为在法兰西和哈尔科夫作战有功而获得的勋章。他被卫戍司令部送到这儿来的时候,喝得烂醉如泥;他所以会在这里待上几天,无非是因为他继续日夜狂饮,怎么也不能清醒过来。他拚命要把屋子里所有的人(除了罗马尼亚人,因为他根本没有发觉他们的存在)都拉来跟他一同狂饮;要是没有人陪他聊天,他简直连一秒钟都过不下去。他用令人作呕的德国腔的俄语说明他要先打垮布尔什维克,然后打垮英国人,再打垮美国人,到那时候就会天下太平。但是在临行之前,他却陷入了极度的忧郁。
“斯大林格勒!……哈!……”他竖起紫红色的食指说。
“布尔什维克在打炮……砰!我就要完蛋了!……”从他的血红的眼睑里涌出了伤心的泪珠。
临行之前,他刚好清醒到可以在人家院子里用毛瑟枪打死几只母鸡的程度。这些鸡他无处可藏,只好把它们的退缚住,在他收拾行李的时候,它们就躺在台阶旁边。
罗马尼亚勤务兵把奥列格叫到跟前,指指那些鸡,鼓起两腮,像杂技团小丑那样噗的一声喷出一口气。
“这就是文明!”他亲切地说。
于是奥列格就再也看不到他的铅笔刀了。
在“新秩序”下的克拉斯诺顿,也形成了像在什么海德堡或是巴登-巴登①那样的一批“社会津华”——一级一级不同官衔和不同地位的人。站在这架梯子顶上的是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宪兵副站长巴尔德和第十办事处首脑施维德中尉。这位中尉一向习惯于在德国企业中那种一成不变的、各方面都事先筹划好的、清洁整齐的环境里工作。关于他管辖下各企业的工作情况中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曾对巴腊柯夫谈过;他自己也没有发觉,这种令人棘手的状况怎么竟逐渐变成了他独特的经营方针。事实上,如果没有工人,没有机器,没有工具,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坑木,而且老实说,没有矿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煤。所以如果仅就他每天早上经常检查俄国马夫是否用燕麦喂了办事处的德国马匹和签署公文来说,他倒是在认真执行他的职务。其实他是以更大的津力把其余的时间花费在他私人的鸡鸭棚上、猪圈上、牛栏上以及举行晚会招待德国行政官员上面——①海德堡和巴登-巴登都是德国城市名。
在这个梯子稍低的梯级上站着施维德的副手费耳德纳、施普利克上尉和穿短裤的特派员桑德斯。再低一些是“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和市长斯塔庆柯。斯塔庆柯态度非常庄严,一早就喝得醉醺醺的,在一定的钟点携带雨伞规规矩矩地踏着泥泞到市参议会去,也是这样准时地从市参议会回家,好像他真是在管理什么大事似的。在梯子最下一级的是芬庞军士和他手下的兵士,执行一切命令的也就是他们这批家伙。
在十月间大雨如注的日子里,这个令人喜爱的小矿城是多么荒凉和不幸啊!到处都是泥泞,没有燃料,没有电灯,屋前没有栅栏,庭园里的树木被斫伐一空,空房子里的窗玻璃都被打碎,里面的东西被过路的兵士偷走,家具也被德国当局的官员拿去陈设他们的住宅。人们都形销骨立,衣服破烂,不名一文,大家见面的时候彼此都不相识了。所以常常连最普通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念头突然停在街心发愣或是半夜在床上醒来:“难道这都是真的?这会不会是梦?会不会是幻觉?
我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只有突然不知从何处出现在墙上或是电线杆上的小小的、被雨水打湿的传单,用“斯大林格勒”这几个字像烈火般燃烧着人们的灵魂,还有大路上经常发生的爆炸的轰隆声,才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宣告:“不,这不是梦,也不是幻觉,这是现实。斗争在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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