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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虽然他们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薪水决不够供给两个儿子上大学。诺尔曼在多年前靠送报挣过零用钱，现在又去工作挣钱来缴学费。他在大学食堂里当侍者，挣的钱付了一年级的费用。以后又在五大湖的一艘轮船上当了一夏天火夫。

接着又在温索尔干了一阵新闻记者，其间他发现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且挺有意思。有一年他没有上学，在安大略省埃奇利城教书，挣够了下学期用的钱。他教有些年纪比他还大的学生读、写、算，这样净赚到三百元钱。另外他还教过一个圣经班，并且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当过伐木工人。在那儿做工使他的骨架长宽，肌肉长结实了。他讲起当过伐木工人总很自豪，并且多年来珍藏着那时候的一张相片，那是他和四个“真正的”伐木工人的合影，他们都比他高大得多，都有六英尺来高，并且肌肉都很发达。

他现在二十四岁了。他的小鼻子、宽下巴和金黄色头发像母亲，宽脑门和蓝绿色的眼睛像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养成了对绘画和雕刻的爱好。他的手长得又长又坚实，使他得意非凡。

他也养成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用手指捏塑的黏泥，涂在画布上的颜料、任何使他看了喜欢的东西、通过教科书和讲堂在他面前展开的愈来愈广阔的天地——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在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种种梦想和计划，正如对于所有憧憬未来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一样。

他还有一年就可以得医学博士，但是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随即参加了军队，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他出发到法国去，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当担架员。

可是不久以后，法国就不再是“美国的法兰西”，而是一所大停尸房了。他给一个国内朋友的信里写着：“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后来在伊普雷，当加军大批地在敌人炮火下死伤的时候，他给一颗榴霰弹打倒了，左大腿炸得露出了骨头。这回该轮到他从战场上给抬走了。由于失血而十分虚弱，头脑里留下了伤员的呻吟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使他往后在睡梦中也忘记不了。

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住了六个月，然后作为伤员遣送回国。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算完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大学里准备取得学位。毕业的时候，多伦多的一家陆军医院给了他一个实习医生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怀疑在屠杀和破坏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不过他也只是怀疑而已。他找不到答案，甚至也提不出明确的疑问。他只知道别人还在那儿；且不管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总不情愿坐在边上旁观，而觉得有一种和他们在一起的需要。

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在“飞马号”军舰上当上尉军医，一直到1918年。停战以前六个月，经他自己请求，被调到驻在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里当军医。

德国投降的时候他正在法国。庆祝胜利以后，他和朋友们坐在一家巴黎小酒馆里，大家都纳闷，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二十八岁，两鬓未老先衰地露出了白发；大好青春已经付诸流水了。大战在白求恩的学生时代后面加了一个句点。现在又在白求恩的成人时代前面画下了一个问号。他突然感觉到衰老，不知所措——模模糊糊地开始向往新鲜的事物。

年轻的时候他只认识加拿大；成年以后他只认识欧洲。他发觉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归宿的人，彷徨歧途，走投无路，只是丧失的时间需要去追补。他感到幻灭，那就是西方小说家在以后二三十年中要在西方世界传布的幻灭……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伍。

四

后来，他回想起战后的伦敦岁月，总说自己是“海外戆人”。

他到达伦敦的时候身边只有空军的军饷；可是不久他就很阔绰地过起日子来了。“我没钱，”他这样解释，“但是喜欢艺术。我不久就发觉一件很妙的事：许多很有钱的人对艺术却一窍不通。我就利用起我的鉴定的本领来了。”

他到法国和西班牙去，利用鉴定的本领，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和艺术品铺子里，以及灰蒙蒙的货栈里搜罗货色，拿到伦敦去卖，赚一笔厚利。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总共只有一百英镑本钱，都是向朋友们借来的。他带回来许多好货色和精巧的艺术品，卖给伦敦的艺术品商人，净赚了两百英镑。每到存款不多的时候，他就渡过英吉利海峡。有两年他就这样挣了足够的钱来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无数的书，别人借钱有求必应，并给自己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

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摆动着一根手杖，胡子和灰白的两鬓使他显得比实在的年纪老些，做工极讲究的衣服使他显得很英挺。他出入梭瑚区的公寓，那样子真引人注目。在那个公寓里，他和一个在法国认识的澳大利亚医生住在一起。他们在这儿，在梭瑚区的中心过尽了放浪形骸的生活。这位年轻的医生沉浸在战后伦敦放荡的气氛里，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通宵狂饮。目的是要体验一切。战争让他认识到生命不值钱，死起来很快，而人能用来体味生活所提供的一切事物的时间却很少。

与此同时，他母亲经常给他写信，劝他要牢记《圣经》，要做礼拜，要避免犯罪。他很孝顺地写回信，向她报告自己做实习医生的进展。一连三年他忙着做外科手术、绘画、雕刻、结交新朋友、解释佩特的学说。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只不过是一个努力和时间的问题罢了。三年以后他的实习期满，便在伦敦东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任职。

“啊，命运之神，命运之神，”关于这个时期他后来写道，“她们是以两个女子的形式出现的。”

第一个女子是埃利诺·德尔大夫，她的丈夫是一个富有的英国实业家，她本人也极富有。她就是白求恩在其中工作的那个东区诊所的所长，后来做了他的朋友兼资助人。在她的敦促指导之下，他努力进修，准备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的考试。德尔大夫供给他钱，白求恩大夫记下数目，好在日后全部还清。他答应德尔大夫到欧洲去继续进修两年，然后在她的赞助之下在伦敦挂牌行医。

1923年秋天，他到爱丁堡去参加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在那儿他认识了第二个女子，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那是一听钟情，”他老爱这么说。弗朗西丝讲话时用一种柔和悦耳的爱丁堡声调。她的声音、美貌以及“一种不平凡的天真、不平凡的脱俗、加上不平凡的聪明”，全使他大为倾心。接着他热烈的追求也让她倾心了，于是在他考试以后两三个月，他们就在伦敦结婚了。

她当时二十二岁，是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人家的独生女儿，英国和欧洲上流社会最好的精修学校的产物。

他们婚后的第二天，他宣布身无分文，最好准备私人开业。在爱丁堡的时候，他向她提起过他打算到欧洲去进修。她问他为什么现在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她宣布她有一小笔遗产，因此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可以继续进修。她不愿意让他的医生事业因为结婚受到妨害。于是1924年春天，他们就到欧洲去了，一面度蜜月，一面求学。

弗朗西丝，年二十二岁，个性非常恬静而羞怯。白求恩，年三十四岁，为人非常直率，举止豪迈。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发生了冲突。像当时许许多多上流社会的年轻妇女一样，弗朗西丝对于结婚生活的种种亲密关系怀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不久以后他们中间就经常闹别扭、吵架、发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白求恩的婚姻不久就成为他失败的象征，而战后欧洲混乱的气氛更增加了他的惶惑。

他心里的种种不快使他做出了没理性的行为，弗朗西丝感到害怕，因此就更加矜持。他们的关系成为一串吵架与和好、气恼与温存、责骂与悔恨的不幸的循环。他们曾分离过无数次，结果总是又回到一起，发誓说两人绝对不能分开生活。他一向急躁，而这种不幸的关系又惹起新的急躁、对她爱情的幼稚的考验，以及围绕种种真正的和想象的隔膜而产生的痛苦思量。有一次他在狂风暴雨中跳进了英吉利海峡，险些给淹死。他很难为情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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