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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深夜报警（第1页）

晚饭还在桌子上放着，可甄玉无心吃饭，她在等她的丈夫杨如海。饭，她已经热了两次了，可是杨如海还没有回来。一种不祥的预感再次袭上她的心头。其实这个预感在傍晚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占据了她的整个思想。只是现在，是越来越浓了。浓得化不开，抹不去。

今天上午，杨如海说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她没有问他到哪儿去，开什么会。这是纪律。

甄玉是去年农历10月16日与杨如海在武汉结的婚。结婚以后不久，杨如海就奉命来上海主持江南特委军事处的工作。考虑到他们刚刚结婚，再加上杨如海在上海也确实需要有一个家庭做掩护，一个月前，组织上安排甄玉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军事处联络员的工作。

自从参加地下工作以来，她首先学会的一件事就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杨如海与她虽然很恩爱，但是，那只是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杨如海一直严格地遵守着地下工作的纪律，不应该让甄玉知道的事情，他绝不会说。

中午，杨如海没有回家，她心里就有点着急，但是，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杨如海忙起工作来，经常连个电话也忘了往家里打。可是，到了晚上还没有回家，这就很不正常了。自从她和杨如海结婚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她越想越沉不住气，便从书架上找出了那本《唐诗三百首》，从目录里找到了《长恨歌》，然后翻到这首诗所在的那一页，就在这首诗的题目下面，写着“胡老板”三个字，后面是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好像是读书人在读书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很随意地记下的一个电话号码。

她不知道这个“胡老板”是谁，但是，她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杨如海曾经再三叮嘱她，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打这个电话的。自从她担任军事处的联络员以后，杨如海就把这个神秘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她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重要性，所以，她在看了一遍以后，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号码。但是，今天要用到这个号码时，她还是找出了这本书，找到了这个号码，再仔细地看了一遍，生怕出错。

杨如海在告诉她这个号码的时候，就曾经对她说过，从事地下工作，是不容许出错的。因为，它不像普通的工作，做错了还有机会可以改正。做地下工作，你出了错，是不会有改错的机会的。杨如海还告诉她，有一个特委机关的同志就是因为打错了一个电话，结果导致整个机关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逮捕。

她拿起话筒，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小座钟，犹豫了一下，又把话筒放下了。这个电话不能在家里打，必须到外边街道上的公用电话亭里去打。

她走到门口，迟疑了一下，又转身回到房间里，在房子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她又来到书桌前，看了一眼小座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

甄玉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她心想，最晚等到十点钟，如果到那时还不回来，就打这个电话。想到这儿，她便紧紧地盯着那个小座钟。

有时，她觉得这个小座钟走得太慢了，她犹豫要不要改变主意，提前打那个电话。可很快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有时，她又觉得小座钟走得太快了，或许，杨如海正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自己刚刚打了电话，他就回来了，那就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杨如海曾经告诫过她，只要打了这个电话，就会有一个重要机关立刻启动，迅速做出反应。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个电话不能打。

此刻，她多么希望听到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啊！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

墙上的挂钟响了一下，陆岱峰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其实，他不用抬头就知道，现在是晚上九点半了。他合上书，一伸手按熄了台灯。房间里一下变得漆黑。陆岱峰坐在藤椅里没有动，他先闭了一会儿眼，然后再慢慢地睁开，适应了一下。接着他站起身，慢慢地走到临街的窗前，窗帘拉得严严的，他就站在窗帘的后面，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从一侧掀起了窗帘的一角，露出一道缝隙，悄悄地向外面看去。对面的楼上大多数窗户里的灯还亮着，从二楼往下看，街道上仍有人在行走。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也就是说一切正常。

陆岱峰后退了一步，又慢慢地坐回到藤椅里。他在黑暗中坐着，一动不动。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从来不把自己房间里的灯亮到很晚。他规定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每晚必须在十点以前熄灯。

但是，他每天都睡得很晚。熄灯以后，他就静静地坐在藤椅里，把白天所做过的工作像放电影一样在自己的脑海里过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因为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一点疏漏也不能有的。一个小小的疏漏，付出的有可能就是血的代价——自己或者战友的生命。他并不怕死，但是，自己肩上担负的是特委的安全，这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因此，每一次行动他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精心策划，不能有半点儿纰漏。所以，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反而是他的思维最为活跃的时候。

今天晚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上午的事情反复在他脑海里浮现，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尤其是他在茶楼里遇到的那个中年人，更是搅得他心神不宁。可是，按照规定，在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他不能擅自和常委们联系。

这几个常委的住处在特委里只有他这个保卫处主任知道。常委们互相之间也不知道。他很为杨如海的安全担心，可是，他却连一个电话都不能打，这也是组织的规定。因为电话都是经过电话局转接的，他担心电话局里有敌人的暗探，即便是用暗语联系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和特委几个常委家里虽然都安装了电话，但是他们之间很少用电话联系，除非是有很紧急的情况出现。

他就这样坐着，听到挂钟敲了十下。就在挂钟刚刚响完之后，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把自己电话铃的响声调得很低，但是，在这个寂静的夜里，这低低的铃声还是使他吃了一惊。知道他的电话的人很少，在特委机关，就只有几个常委知道。在他所领导的保卫处里面，也只有副主任兼行动队队长李克明和情报科科长凌飞、联络组组长钱如林三人知道。并且，没有紧急情况，是不允许往他这儿打电话的。只要这个电话一响，就说明出现了紧急情况。

陆岱峰赶紧抓起听筒，他只是说了一声：“喂——”，电话里立刻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您是胡老板吗？”

陆岱峰只说了两个字：“我是。”

甄玉说：“我们家老柳上午九点多钟就出去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不是到您那儿去了？”

陆岱峰一听，脑子里“嗡”的一下，他知道这个电话是军事处主任杨如海的妻子甄玉打来的。杨如海的化名是柳风，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律称呼化名，在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如此。

今天上午九点半军事处在秘密联络站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就由杨如海主持。上午的会议只开了一个半小时，十一点准时散会，与会人员分批撤离。开会之前，李克明安排的行动队队员就化装分散在秘密联络点附近，负责保护与会领导的安全。陆岱峰就在离联络站不远的悦来茶楼里亲自指挥，散会以后，他亲眼看见杨如海从茶楼下面走过，拐进了回家的那条街道。

他来不及细想，赶紧对甄玉说：“他不在我这儿，不过你别着急，我想他可能是遇到其他什么朋友了，我让人帮你去找一找。”

他刚挂断了电话，他的“妻子”萧雅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他虽然是在租界里活动，但是国民党的警探和巡捕房一直秘密勾结起来对付共产党，他们非常多疑，单身的男子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为了便于隐蔽，组织上安排萧雅与他假扮夫妻。实际上，萧雅是他的助手。在他们的卧房里，床上铺着两床被褥，可实际上，每到晚上，他都是在书房里临时铺一张席子，睡“地铺”的。显然，电话铃声惊醒了萧雅。她关切地问：“出什么事了吗？”

陆岱峰皱了一下眉头。“杨如海同志可能出事了。”

萧雅着急地问：“那怎么办啊？”

陆岱峰没有说话，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联络组组长钱如林的电话。电话一通，陆岱峰就压低了声音说：“四表弟吗？我是你表哥胡东啊，姨妈生病住院了，你马上到四马路26号去接表姐。让她把贵重的东西都随身带着，以防被人偷去。把她送到15号，那里有一辆车子送她去医院。我在隔壁的16号等你们。”

这些话都是一些暗语，姨妈病了，意思是出大问题了。贵重东西指的是特委文件等。而15号，并不是一个住宅的号牌，而是指15号秘密联络站，16号也是这样。而且，15号联络站与16号联络站也不是隔壁，它们根本就不在一个街道上。这样说话，即便是有人听了去，也不会发现什么问题，即便敌人多疑，猜到了什么，他们也无法找到15号、16号。这些暗语中唯一提到的一个真实地点是四马路26号，因为四马路确实是有一个26号，但是，那并不是杨如海的住处。陆岱峰一开始称呼钱如林为“四表弟”，又说自己是“表哥胡东”，意思是四马路往东的第四条街道，这也是早就与钱如林约好了的。这样一来，即便敌人产生怀疑，还没等他们在四马路26号布好防，钱如林就早已经从与它相隔四个街道的26号把人接走了。

挂了电话，陆岱峰对萧雅说：“赶紧收拾一下，我们也得马上转移。”

萧雅疑惑地望着陆岱峰。陆岱峰知道她想说什么，没等她开口问，他便很严肃地说：“这是以防万一，只要知道我们这个地址的人出了事，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都得立刻转移。你先到古玩店将就一晚上，明天我们再另找房子。我要到联络站去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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